摘要:
<正> 1963-1965年,是中国电影处境维艰的三年。前两年调整所带来的平静和舒畅的空气还没有呼吸几天,电影界又掀起了新的波澜,1963年1月4日,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大写十三年"蛊惑人心的口号,把文艺题材局限于建国后的短短十三年间,4月张春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把这个口号具体化,冠冕堂皇地讲了"大写十三年"的十条好处。他们宣称文艺的题材决定文艺的性质,只有反映建国以来十三年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这样,就把党所领导的革命历史题材,古代历史题材,都划为了禁区,把社会主义文艺引向了狭窄的胡同。1963年5月文化部召开了故事片厂厂长会议,周扬、夏衍等人,针对这种荒谬主张,提出了题材要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