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占比下降是否意味着医药费用下降?

　　药占比下降是否意味着医药费用的下降?从过去几年的数据来看并不是这样。

　　基层医疗过去几年的药占比下降最快，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在基层加大基药的使用、限制抗生素、推行低价药等措施。乡镇卫生所药品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44%下降到2013年的28%，但门诊均次药费持平没有下降，人均住院药费反而增加了接近100元。可见药占比下降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分母变大，除药品之外其他费用上涨导致。

　　其他医疗机构的变化也很明显。药占比下降的同时，药费绝对值上涨却仍然很快，这是因其他费用上涨速度超过了药费导致的。三级医院的药占比从2009年的42%微降到2013年的39%，但三级医院的门诊药费增加了20%，检查费用增加了30%，总门诊费用增加了26%。

　　因此，药占比只是一个比例，调整这个比例医院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操作。首先，检查费用的上升是最直接快速的办法，从2009年到2013年，三级医院的人均住院检查费用上升了37%，二级医院上升了44%。

　　即便未来调整到DRG收费模式，按照病种分组来付费，在目前的医疗土壤里也是有局限的。

　　但是，要管控好检查费用，设置服务方和支付方之间的风控机制是很难的。对于小病大看，需要很好的数据传输系统，保证医保和医院之间的信息畅通，并通过中间方管理者和一整套检查合理性评估办法来决定是否这些检查是必要的，这涉及到精细化的病种分类、临床路径和检验匹配，并不是目前粗放的支付模式可以支持的。而对于忽略治疗效果导致反复入院等问题，在中国又是很难管控的，这是因为病历的电子化很差，个人信息并不随着个人账户带走，而是存在不同医院的HIS系统里，无法对话和整合，一旦病人换了医院，甚至异地就诊，根本没有办法通过病史来评估治疗的效果，遑论再入院等比例的评定了。

　　因此，要想在药占比调整的同时控制检查费用，目前看起来是很有挑战性的。

　　第二，控制药占比的一个直接办法还有直接砍药价。直接砍价并选择便宜药的方式在表面上看对降低药占比有直接作用，但事实上长期对医疗费用的影响还非常不确定。

　　因此，到底怎样在药品价格和药效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关键。目前的支付方式缺乏这种寻找平衡点的机制，如果说药价是硬性的，那么药效就是软性的，不能以单纯的数字立竿见影体现，但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却很大。

　　中国的支付体系缺乏一个独立第三方平台，帮助医保评判同类别药品的药效，从而决定是否适合推荐仿制药，推荐哪类仿制药，以及在医生开处方的过程中，某类药品是否是必须的，还是过度用药，或者是漏用药少用药——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病情严重，从而增加费用。目前正在进行一致性评价虽然可以在前段部分解决一部分问题，但独立的评价体系和相关的工具匮乏将制约控费的真实效果。因此，药效是服务能力和效率的体现，不能简单通过数字来衡量。

　　药占比背后的软性因素非常多，其核心是支付方是否可以通过医疗服务的效果来付费，而不是单纯的看支出比例和金额。这需要在支付体系中加入更多精细化管理规则，并非简单的砍药价和控制检查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