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印度为什么无法赶超中国？
印度经济正在赶超中国？1990年代以来，西方政界、舆论界一直热衷于讨论这个话题。去年、今年印度账面经济增长率略超中国，再度提升了这个话题的热度，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企业将眼光投向印度市场。
面对这样一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可忽视的国家，面对这样一个先进与落后并存、潜力与劣势都相当突出的国家市场，我们该怎样评判其经济增长潜力？怎样开发这个市场及发展经贸？
从全局来看，作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和持久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国，印度长期受困于“保增长”与“抑通胀”无法兼顾的窘境；当前的初级产品熊市给印度创造了一个缓解上述困境的机会，加之中国经济集中遭遇人口结构老化、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资产泡沫膨胀等问题，在当前和未来数年，印度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保持在与中国相当甚至略有超过的水平，从而缩小与中国经济的差距。但在中长期内，由于基本国情等因素，印度经济不可能赶上中国。
印度经济在缩小与中国的差距
印度为什么长期陷于“保增长”与“抑通胀”无法兼顾的困境？是因为该国独立以来经常项目收支赤字持续数十年，除1970年代的两年之外，每年贸易收支都是逆差，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没有根本扭转的希望。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急转直下、国际市场参与者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看空情绪高涨、市场参与者纷纷逃向美元之时，这类存在持续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备受困扰，虚弱的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将给市场参与者创造看空其本币汇率的理由，从而抽逃资本，进而形成“资本外逃——本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资本加剧外逃”的预期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
倘若该国资本流入以波动性较高的组合投资流入为主，这种恶性循环和波动就会更加剧烈。由于该国本币汇率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即使此时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其国内以本币计价的这些投入价格也依然如故地坚挺，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居高不下。此时，该国央行就不得不直面“保增长”与“抑通胀”之间的激烈冲突。
更糟糕的是，为了避免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进而引爆全面的货币金融危机，这样的国家还往往不得不选择维持高利率、高准备金率，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吸引组合投资流入，而顾不得此举将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何等惨重的杀伤力。这就是前几年乃至新世纪初10余年间印度宏观经济管理面临的困境。
相反，中国在1990年代初开始了持续的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扭转了长期以来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局面，不存在印度这样的困扰，在兼顾“保增长”与“抑通胀”方面比印度要主动很多。但自从2012年以来，国际初级产品市场逐步转入熊市，印度面临的上述困扰大大减轻，中国相对于印度经济的这一优势相应显著削弱。
我整理世界经济史总结，初级产品市场行情变动通常是10年牛市跟随10—15年熊市，这就意味着在直到2022年乃至2027年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经济的这一优势都会相对削弱。加上其他有利因素共同作用，在这个有利时期，印度经济体量有望缩小与中国的差距。当前印度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2014年中印GDP规模分别为104307亿美元和20426亿美元，2015年分别为109828亿美元和20907亿美元，预计2016年分别为113830亿美元和22889亿美元。如果印度做得好，未来一段时期将其经济规模从中国的1/5提高至中国的1/3乃至一半左右，是有可能的。
印度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
然而，从中长期来看，印度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构成了该国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某些国内外舆论广泛宣扬的印度经济“优势”也存在很大水分（典型如其“人口红利”）。因此，印度经济虽然有希望缩小与中国的差距，但无法赶上中国。
在直观的层次，土地制度和征地困境、税制导致国内市场分割、劳动法导致劳动力市场僵硬，被国内外商界视为妨碍印度经济增长三大体制症结。
一个发展中国家倘若征地过于烦难，非农产业难以发展，将形成“征地烦难——非农产业难以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少——农民更加死守耕地、征地补偿要求更高——征地更加烦难”的恶性循环，一国经济增长的果实中被食利者群体攫取太大份额，整个国家深陷泥潭无从实现起飞，印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陷入这个泥潭。
民族、语言、文字高度不统一本来就从根本上大大降低了印度国内市场的统一性，其邦际贸易还要额外征税，效果类似国际贸易进出口关税，结果就是印度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国内市场，而近似多个国家市场的集合，从而大大削弱了印度作为大国本来可以具备的国内市场规模经济等项优势。
印度的劳动法过于僵硬，至迟从二战以来，员工人数超过100人的企业解雇员工就需要报请政府审批，导致其劳动力市场极度缺乏弹性，也人为抬高了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减少了其就业机会。
上述三大问题对印度经济发展的阻碍极为显著。可以去年两万五千名印度农民向总统慕克吉请求准许自杀事件为例。此事起因于近20年前马图拉戈库尔拦河坝淹没的700英亩土地，11个村庄的农民从1998年起要求补偿，但一直未能取得进展。2015年8月8日，当事农民致信慕克吉请求“赐死”。事情闹到两万五千名当事农民请求总统“赐死”的地步，毫无疑问有令人同情之处；但对于企业来说，计算一下这些土地的补偿标准，与人口相当或多得多、人均收入水平高得多的中国地方比较，就知道印度征地补偿成本何其高昂；再考虑到区区700英亩征地就能闹出17年的麻烦，隐性成本更难以估算。
我整理计算了下，这个戈库尔拦河坝项目位于印度比较贫穷的北方邦乡村农地，离县城13公里，征地补偿标准达到了人民币185628元/亩。相比之下，中国武汉市2014年常住人口等于马图拉县5倍，中心城区常住人口等于马图拉市14倍，人均GDP超过印度10倍，把戈库尔拦河坝项目征地补偿标准放到武汉市，在2014年武汉市征地区片6档综合地价中高于第五档，低于第四档，属于紧邻市区农地的征地补偿标准。
再与长三角地区相比。苏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2013年就已经超过上海，跃居全国第一；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意味着苏州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城市。常熟市是苏州下辖县级市，人口150万，市中心距上海市中心车程仅约100公里，拥有世界最大羽绒服公司波司登集团等一批优质企业，人均GDP相当于印度的十四五倍。要建设马图拉戈库尔拦河坝这样的项目，我根据当地政府公示材料计算，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三项合计，征地总成本为1.7757284亿元，相当于印度马图拉戈库尔拦河坝征地索偿总额（7.888亿元）的22.5%。
而且，征地成本高昂、征地极度烦难，在印度并非孤例，而是数十年来的普遍现象，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1万千瓦装机容量、移民2845户的达姆布尔水电工程要耗费足足9年方才建成，还引起延续数十年之久的动乱；到本世纪浦项制铁、安赛乐-米塔尔公在印度投资项目因七、八年时间也无法完成征地而被迫取消，都表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安赛乐-米塔尔公司在中印两国投资项目实施效率天渊之别，充分暴露了征地环节对该国效率的影响之大。
2014年6月，我在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考察时，米塔尔方面向该公司派出的印籍总经理告诉了我这家世界最大钢铁企业如何在其老板的母国“走麦城”。2006年，米塔尔集团与印度政府签署建设千万吨级钢厂的协议。但经过7年折腾，只有卡纳塔克邦一个候选地大致确定了用地，钢厂所需的焦炭、基础设施都没有着落，另外两个候选地奥里萨邦、恰尔肯德邦更是没有一项能够确定。面对这种局面、这种效率，米塔尔公司不得不于2013年宣布放弃印度建厂计划。
同样是安赛乐米塔尔公司，与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的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是中国名列前茅的高档汽车板材生产基地，2008年双方签署合资建厂协议，2010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通过，2011年与湖南娄底市政府签署协议，2012年6月开工，2014年6月投产。我赴该公司考察时正值投产当月，该公司印籍总经理对中国的效率颇多赞誉，实属当然。
印度社会风险不可低估
在更深的层次，印度存在民族、宗教、种姓、阶级等各类尖锐矛盾且错综复杂，这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印度国民的幸福感，以至于印度国民自杀率显著上升；另一方面在印度国内制造了层出不穷的暴力冲突乃至武装斗争。
自杀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国国民幸福感，进而反映该国各类社会矛盾激烈程度及其变化趋势。令人怵目的是，自1991年全面启动经济改革以来，印度自杀率明显上升。
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抑郁症统计数据，称36%的印度人“抑郁”，在受调查的18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榜首，一时令印度各界为之震惊，迅速予以否认。但印度自己的官方统计显示，其自杀人数确实显著增长。根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2011年度事故死亡及自杀报告》数据，1967—2011年间，印度自杀死亡人数从38829人一路上升至135585人，自杀率从7.8/100000上升至11.2/100000，近些年一直保持在11/100000以上。
此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文化传统，印度都不应该是抑郁症和自杀大国。论地理环境，日照较少的北欧容易发生抑郁症；论文化传统，印度文化传统素来以忍受现世不平和痛苦、专注来世而闻名，更不像东亚社会儒家文化氛围下传统上要求“天子死社稷”，并将屈原、张世杰、陈天华等历代殉国志士树为青史楷模而热烈讴歌“难酬蹈海亦英雄”，因此在理论上有助于减少轻生行为。
自杀率和自杀人数持续显著上升，充分表明该国经济社会变动中大众承受的痛苦之大。典型如引进转基因棉花造成印度棉农破产和自杀潮。1995年以来，印度政府批准美国转基因棉花进入印度市场，十余年来，开发生产转基因棉花种子的美资孟山都公司和他们资助的少数“科学精英”虽然大发其财，但转基因棉花的固有缺陷、孟山都公司诱人入彀和索取垄断高价的商业手法、印度盛行的高利贷相结合，却把千千万万印度棉农推向债务深渊和破产，不少棉农甚至被迫自杀。
更严重的是，印度民族宗教冲突横跨边疆和腹地，是全世界反政府武装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每年与政府军警交战、发动暴恐袭击次数数以千计。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我整理了印度官方统计数据后发现，不考虑内地恐怖主义组织发动的袭击，2001—2012年间，印控克什米尔、东北两地区和左派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警发生的冲突（战斗）次数多年保持在4000场上下，多的年份甚至突破6000场；在战斗冲突中死亡人数最高的年份超过4000人。印度国内反政府武装问题之严重，连首都新德里的议会大厦等政治要害机关、经济首都孟买等一线中心城市都一再遭受大规模武装暴恐袭击，孟买1980年代以来遭遇暴恐袭击几年前就超过了40次。这一切，同样对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统一构成了不可忽视的严重威胁。
鉴于印度是个缺乏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仅占全国人口46.3%，人口超过2600万的大民族就有10个之多，印度斯坦族在经济、文化、历史荣耀等方面又并不具备全面优势，其他民族中的不少人对印度国家认同淡漠。
印度“优势”中的水分
与此同时，印度的一些广受外界舆论宣扬的所谓“优势”存在很大水分，典型如印度的“人口红利”。
首先，印度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很大程度上是印度国民健康状况不佳的结果，太多人活不到65岁的老龄人口界限。
其次，印度国民缺乏中国人民那样普遍、深入骨髓的自我奋斗精神。
第三，印度教育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其人力资本将长期落后于中国。印度基础教育远远落后于中国，众所周知；在高等教育领域，由于对低种姓、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加分照顾太多太普遍，逆向淘汰问题严重。印度制度规定国立大学为来自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的中学毕业生保留22.5%的入学名额，政府还曾企图将这一配额比例提高到50%，并从公立高校扩展到所有大学，同时将在中央政府和公营企业为落后种姓保留的就业岗位份额进一步提高到27%。这类本质上违背任人唯贤、因材施教原则的举措自建国后实施三代人之久，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没有改变希望，对印度人才培养负面作用日益显著，还将加剧其国内社会裂痕，激励分离主义。
除此之外，腐败、投资不足、补贴泛滥等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等问题也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
印度改革关山难越
最关键的是，印度上述问题很多深深植根于印度土地私有制、司法体制、代议制民主政体、地方自治等基本制度，因此难以改观。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我详细分析了代议制民主政体激化印度民族宗教冲突、滋生和保护腐败、激励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乃至损害教育的机制。特别是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强大教师工会”组合的环境下，印度政客们对教师们的旷工渎职行为视若无睹，百般纵容，导致教师旷课成为印度基础教育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因为邦立法者需要依赖教师工会拉选票，集中的教师工会有能力形成放纵、维护教师旷工“权益”的统一意志和行动，分散的学生家长们则几乎不可能单单为此形成统一的意志和集体行动，学生则没有选票。为此，立法者常常贿赂地方督察官员，让他们对教师旷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实行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且存在强大教师工会的国家中，这种问题并非印度独有，从墨西哥到南非乃至英国，都存在这种教师工会带领教师集体堕落的问题。
一国问题虽大，倘若能够实施坚强有力的改革，也能够解决。问题是，越是大规模改革越需要强有力的执政者，而印度政体本身最初设计构建就过度倾向分权，又遇上全球性的政府行为能力遭遇民粹主义削弱时期，要实施大规模深入改革，难乎其难。
面对次贷危机、国债上限之争接踵而来的压力和美国应对不佳的现实，弗朗西斯·福山在2012年4月22日《纽约时报》发文，满怀忧虑地质问：美国是否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即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
其实，这个问题在印度更加严重，由于不同利益集团都能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却难以凝聚共识，印度政府决策特点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印度党派政治的分散化、地方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
莫迪的印度人民党大选时在人民院543个席位中赢得272席，改变了25年的“悬浮议会”格局，出现了2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过半数强势中央政府，但这种“强势”也仅仅是印度标准的“强势”，人民党连首都新德里的执政权都丢给了阿尔文德·凯杰里瓦尔及其平民党，就充分暴露了莫迪政府行为能力所受的掣肘。莫迪力推的多项关键改革受挫，实非偶然。
印度经济增长的机会与挑战
印度经济的增长给我们对外经贸带来了新的机会，而面对印度力图赶超中国的压力，我们最关键的是保持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尤其要防止自废武功。在这方面，值得警惕的可能自废武功的主要问题包括：教育和公务员考试中五花八门的加分政策、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等等。对此，我们要时刻保持冷静头脑，正视与尊重冷峻的客观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