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婴儿”将就此诞生？美国国家科学院允许基因编辑

 

美国国家科学院指出，基因编辑的小孩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应该被接受。

CRISPR作为一项强大而精准的DNA基因编辑技术，自从它四年前诞生以来，就对生物科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编辑植物和动物的基因组从此变得十分容易。

 

但是，也从来没有一项基因编辑技术让人既兴奋又紧张，因为CRISPR技术可以改变胚胎、精子、卵细胞的基因组成，也就是所谓的“生殖系细胞”的基因组成，如此一来，人类改变自己孩子的基因就成为了可能。

 

而现在，这一情景恐怕真的要实现了。2月14日，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科技政策制定时首选的咨询对象）中的一个专家小组建议，改变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组在未来的一些特殊情况下应该得到允许，比如用在预防有严重（基因）疾病的小孩出生。

 

 “可遗传的生殖系细胞基因组编辑试验必须谨慎地对待，但是谨慎不意味着它应该被禁止。”这份由22位杰出的科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撰写的长达216页的报告强调了这一观点。

 

报告封面

但是，专家们也从道德和技术的角度对这个建议提出了警告与说明。首先，专家小组认为，生殖细胞编辑工程的安全操作还需要经过多年的研究才可进行。其次，专家小组也指出这项研究应该被“严格地监管”，并且明确地指出了预防疾病和“优生”之间的区别。那种试图通过改变基因来让孩子变得更聪明的研究现在还不应该被马上实施。

 

尽管如此，专家小组对于基因改造人类的认可还是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毕竟科学院专家组的意见与现有的欧洲和美国的立法是冲突的，也不符合（因为宗教或者其他原因）“反对对人类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观点。

 

我们应该编辑下一代的DNA吗？

 

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作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美国目前是被禁止的。早在2015年，反堕胎立法者就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拨款协议上加上了附加条款，要求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不得考虑任何关于改造后代基因的提案，这意味着任何关于胚胎改造的提案在美国都不能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相反的，科学院专家小组反驳到，生殖细胞编辑在特定的范围内——预防严重（基因）疾病，应该被允许。比如，一对患有地中海贫血的夫妻，他们唯一生出不患有可遗传血液病的健康孩子的机会就是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来修正他们孩子的基因缺陷，即便这些情况可能非常罕见。

 

 “他们展示了基因编辑技术未来医疗应用的一条狭窄但是清晰的道路。” 日本北海道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Tetsuya Ishii时刻关注并追踪世界范围内对生殖细胞编辑的立法。他说这份报告也给已经在中国、瑞典、英国展开的应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修改的实验室研究提供了相关根据。

 

而这篇报告的作者们则仍挣扎于如何让合法的医疗应用得到鼓励而又保证它不会陷入所谓的“滑坡谬误”——在一些不能令人信服甚至反社会的情况下被应用，比如用于孩子的身高、相貌和智力等。作者也指出，即使法律不允许对生殖系统细胞的编辑，但也不能保证类似科技不会被误用在“强化”人类自身上。

 

 “他们认为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可以对生殖细胞进行编辑的观点是正确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Broad Institute的主管Eric Lander说到， “但是，他们所谓的如果我们不能控制基因编辑的方向，我们就完全不应该那么做的论断却十分可笑。”Broad Institute当前在CRISPR技术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Lander所谓的“‘非滑坡谬论’建议”会不会最终被施行。但参照其他危险的技术，比如核能，则是被一系列包括科技本身、国际外交、制裁和军事威胁等一系列复杂的组合所限制和监管着的。

 

Lander表示Broad Institute对生殖系细胞编辑治疗是“忐忑的”。 Broad Institute拥有一系列CRISPR的专利，它允许生物技术公司使用这些专利，但是要求它们不能把这一技术用于生殖细胞编辑。“直到整个社会达成共识前，我们不希望批准把这一技术用于生殖细胞编辑，但是我们社会离达成共识还很远。”Lander说到。

 

Broad Institute的CRISPR专家张锋博士

这篇报告也明确区分了改变胚胎基因与改变成人或孩子的DNA。后者，是基因治疗，已经是医疗研究中成熟的一部分，它不会引起一些伦理问题，也应该被鼓励一直进行下去。包括CRISPR也应用在癌症和肌肉萎缩的基因治疗之中。

 

而在改变人类胚胎基因这方面，避免严重疾病和“优生)”的界限可能会最终变得模糊。除了避免已知的基因疾病如地中海贫血和囊性纤维化的传递外，报告作者也指出，基因编辑可起到类似疫苗的作用，使人类更不容易感染HIV和罹患癌症。

比如，拥有特定基因ApoE的人群更不容易患上阿兹海默症。报告作者指出，替换“保护性”的基因ApoE或者其他基因到胚胎中，也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最终还是为了防止疾病。

 

 “我们不认为预防疾病是一种强化”， 威斯康星大学生物伦理学家R. Alta Charo说到，她也是专家小组的联合主席，“但是这该不该被允许还是要看管理者”。她说专家小组并没有指出生殖细胞编辑在哪些特定疾病或者情况下才适用。

 

控制科学技术是很难的。一点担忧是，医生和科学家们会出国去到那些允许此类技术的国家，或者根本没有立法的国家去实施这项技术。这已经在其他技术上被证实是会发生的，如涉及到把DNA载体在卵细胞间转移的线粒体转移技术。去年，一位纽约的不孕不育医生在墨西哥实施了这项技术，治疗了一个美国妇女。

 

很多科学院的提议很快就会被弃置一旁，只有小部分专家感兴趣。但是波士顿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George Annas说这项提议具有政治上的爆炸性影响的潜力，因为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给了家长一种“生育自由”，就像堕胎一样。

 

 “科学家们坚持这是风险和利益的问题，而不是道德判断的问题”，Annas说到。他认为专家组“低估”了大众对于这个提议的厌恶。“这就好像酷刑——有些人认为我们根本不该这么做，而其他人说‘不，不，如果酷刑有用的话，那么还是可以做。’设计婴儿很像是这个问题。”

 

Charo也承认她的专家小组没有考虑过这项发现的政治后果。“我们看这些问题没有考虑在政治上的情况。政治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她说，“但对政治影响的评估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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