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由之：为毛主席做白内障手术的日子
1975年11月，毛泽东与眼科医疗小组医生合影后左三为唐由之
那是1974年，我48岁，是北京广安门中医院眼科的大夫。春节前的一天，一个40多岁的解放军同志来到我家，确认了我就是唐由之后，说，有一些事你需要出去几天。在此之前，我参与过几次神秘的大型会诊，病人没有出现，病历报告中也没有病人的姓名与职业。我意识到，这次可能是去见那个病人。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跟着他直奔机场。登上飞机，我还不知道去哪儿，看地下，看太阳，是向南。大约一个钟头左右，飞机降落在我的家乡杭州。有人告诉我说，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来为他检查一下眼睛。我们医疗组一行5个人，又高兴又紧张。
第二天见到主席，大家都很难受。报纸上都说主席身材高大、嗓门响亮，但我们见到他很憔悴，头发蓬乱，穿了一件带补丁的旧毛巾衣，脚上一双旧拖鞋，身子靠在沙发上。原来，主席当时已经得了白内障一年多，基本看不到东西了。
我们一一报了姓名，第二个报名的是张晓楼，是同仁医院眼科专家。主席很幽默，说，“那你住的房子永远大不了了，你是小楼嘛。”这一来，大家的情绪放松多了。
从主席那里回来后，我们开始认真讨论。大家认为主席的白内障已经到了膨胀期，光用药物肯定没有效，最好是做手术。但在给主席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咳嗽得很厉害。如果做西医手术，一般要缝五针，这时如果咳嗽厉害，缝合处容易裂开，哪怕只裂开一两针，都不得了，眼睛里的其他组织如虹膜、玻璃体都可能受到挤压往外跑，所以手术风险很大。
我预感到，手术的任务很可能落在我身上，因为医疗组里就我一人是中西医结合专家。我常用的金针拨障术，在黑眼球与眼角中间处切口，手术就几分钟，切口不足2毫米，不需要缝针，伤口容易愈合。根据主席的身体状况，很可能更适合这个方法。我之前已经做过数千例白内障针拨术。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柬埔寨前首相宾努亲王的手术。宾努亲王留居我国期间，得了老年性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但他患有严重的震颤症，手术时头部不能固定，精神紧张时左右摆动120多次。1973年秋季，我给他做手术，用手夹着他的头，他的头动，我的手也跟着动，终于帮他重见光明。
经过讨论，中央决定由我来给主席做手术，我特别激动，突然就血压升高。这时候还给了我另一个任务，就是要为主席讲解白内障是怎么回事，药物治疗是否有效，为什么必须手术治疗？当时主席是不太愿意接受手术的，我天天去看他，给他讲解病情。
唐由之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我后来引用了白居易写的两句唐诗，“盒中空燃决明丸，金针一拨日大空”，我解释说，就是患了白内障吃中医的药丸也是徒然，用针一拨就豁然开朗。唐诗里就已经有这个说法了。主席终于被说服了，决定先做左眼。
手术室就设在了主席的书房。手术前，主席提出，手术用的全部器械要用国产的，一律不要用进口的。我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把从苏州和上海定制的手术器械全部搬到了这里。
从第一次给主席会诊到开始手术，我准备了240多天。手术前，还需要用10天时间做药物过敏试验。很快第10天到了，但是主席始终没发话。
1975年7月23日，大家一直等到了晚上11点多。怎么主席还不发话啊，到底今天做不做大家知道我与主席接触得多，就说，还是请唐大夫进去问问主席吧。
我轻轻走进屋里，看到主席半躺着，像是刚睡醒。我说，“主席，今天是第10天，我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您看做不做啊？”主席侧过头来说，“你们都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他说，“你准备当中有问题吗？”我说，“有点问题。就是准备中间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看您在沙发上动了一动，我知道我没有麻醉好，您可能有些疼了。”他哈哈笑了，抬起手说“做！”
终于要做手术了，大家非常紧张。有个护士来量我的脉搏，每分钟跳120多次。我想自己首先不能紧张，我一紧张大家就更紧张了。我看到周总理、邓小平已经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了。我搀着主席走到手术室，一边走主席一边问，“你音乐准备了没有？”我说，“主席我没有想到，我没准备。”他叫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你去放《满江红》的弹词吧！”张玉凤用钢丝录音机播放了《满江红》，那是一个上海的女演员演唱的，把岳飞的《满江红》改成弹词，音乐优雅又高亢、激昂。
手术很顺利，大概只有四、五分钟就做完了。我用纱布包扎好后，说，“主席，手术已经完成了。”主席说，“那么快？我还当你没做呢。”这是我唯一一次听着音乐做的手术，虽然耳边响着音乐，但一句《满江红》我都没有听见。
唐由之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手术结束时，已经是7月24日凌晨。主席进卧室休息，我就守在卧室门外。刚过了一个小时，主席突然醒了，叫张玉凤拿一支笔、一张纸过来。
他眼睛蒙着纱布，提笔写了一首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他告诉我，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一首诗，杨杏佛是进步人士，被国民党暗杀了。我的名字叫由之，他联想到这个。我说，“主席，送给我吧。”主席说，“好，我给你签一个字。”
签完字，他还叫张玉凤到书架上拿来鲁迅的原作给我看，书放在哪个书架上，是第几章，他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心里暗暗说，主席的记忆这么好。
手术后第三天，我给主席打开纱布换药，点好药后问，“您看见了吗？”我伸出手指让他看，他说看见了，这时我要给他把眼睛再包起来。他不同意：“我已经好了。”
我说，“没有好，主席，你的切口还没有长好呢，还要包起来。”他说，“我都好了，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说，“不行啊，等切口愈合后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否则眼睛容易感染。”主席不同意包，我一定要包，最后主席做了一个他特有的动作，请我们走开。
别人都走掉了，我还站在他面前不走。主席问，“你怎么不走啊？”我说我不能走，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争执了好长时间，最后采取折中的办法，让他戴上一副特制的眼镜。这是我请人用塑料做的一副眼镜，有一个套子，中间有一块玻璃，罩在他的左眼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也不会掉进去。
可是主席很快就投入工作，会见来宾。我担心出现意外，坐在书房门口足足等了四个多小时。张玉凤出来了，说主席的左眼不舒服。我跑进去一检查，幸好眼罩还在，没那么快感染。冲洗好了，再给他包扎。主席沉默了很久说，“你胜利了！”我吓了一跳，赶紧说，“主席您也胜利了！”他终于同意再包扎三天。
唐由之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主席的饮食很简单，并不像外面传言的那样每天吃红烧肉。伙食每天都差不多，一小碟武昌鱼，只有尾巴，清蒸；一小碗青菜，一碟子三片白切肉。一碗酱油、放一点香油，还有一点辣椒酱。
印象最深的是术后有一天，我在主席书房里陪他看书，忽然他大哭起来。当时可把我吓坏了，手足无措，急得我也想哭。因为他刚动完手术，一哭眼睛要坏的。主席哭了大约一刻钟，稍微平静下来。叫我过去，看他手里的书，我看到那是一首南宋词人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词。第二天，主席把这首词的复印件送给了我。我对主席说，要保存起来做纪念，主席答应了，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后，我在主席身边又待了3个月。离开中南海时大家跟主席合个影。主席高兴地说，请我第二年来给他做另一只眼睛。随后，我被派到朝鲜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睛。没想到了第二年，还没来得及给主席做手术，主席就去世了。这成了我一生中永远的遗憾。
当年要严格保密，这段经历，我之前没对外人提起过。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毛主席送给我的那些诗词原稿后，外界才开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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