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诊不应在社区?你怎么看?

县域卫生

公立医院改革其实都跟领导有关,既需要领导亲自来管,又需要领导放开让其自由发挥。而在中国要做改革工作,成功是偶然的,但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到。”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产科段涛教授3月4日在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举办的“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上表示。

作为曾经的公立医院院长,段涛对当前国家推进的医改工作给出如下评价。他说,公立医院改革在政府既不想花太多钱又想做很多事,还想做起事来又快又好又便宜的前提下,结果让医改工作没法顺利进行下去,怎么做才能继续推进医改工作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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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动作将助力推进医改进程

首先推出药品改革,药改简单,药品零加成说做就做,上海现在所有的医院都做到了药品零加成。另外,在耗材方面挤水分。”

其次便是推进分级诊疗,这是有难度的,但是必须做,而且势在必行。中国的医疗机构水平的等级基本上代表了医疗水平的定级,三级医院比二级医院好,二级医院比社区卫生中心好。

目前来说,中国的分级诊疗已经初显成效。例如,从上海分级诊疗的推进工作来看,2016年,整个上海的三甲医院的平均业务增长量大概在10%上下,不超过10%,甚至有些儿科医院的平均业务增长量只有个位数。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某些科室它的业务量是下降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很多社区在某些科室,尤其是儿科的工作做得比较好。

但是在分级诊疗这条道路上,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社区卫生中心,医生的水平基本上很难得到非常大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让大家都去社区看病这是很难做到的。

“对于分级诊疗,我个人觉得需要去‘抓两头、促中间’。抓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的比如像上海这样做了分级诊疗试点以后,尤其是这两年效果更是明显,大家开始在社区看病了,说明分级诊疗在大城市是可以做到的。对于边远地区来说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让分级诊疗得以实现。”段涛表示。 

第三则是单病种收费。“其实单病种付费是实实在在可以做到的。这就需要我们做到分步实施。大多数的单病种包括手术,如果出去复杂的并发症的之类以外的,这些手术用药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手术也是差不多的。比如申康在一开始做单病种收费的时候,医院跟医院之间单病种收费的差异非常大,现在差异越来越小。这些完全可以通过大数据,专家认定,这样单病种收费就很简单了,而且单病种收费在控制医疗费用上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最后就是开发民营医疗机构。目前为止,民营医疗机构数量不断上升,但是真正做的好的民营医院数量还是不多。“我期望看到民营医院、民营医疗机构开发的第二个春天能够到来,但是这第二春天不是以资本驱动的,而是靠知识来驱动、医生来驱动。医生驱动的民营医疗机构,才不会乱来。”段涛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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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诊断到底该不该在社区

而对于国家在推进分级诊疗中提出的初诊在社区,段涛则提出不同意见,并且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曾写过一篇叫慎谈初诊在社区的文章,为什么呢?段涛认为,初诊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头痛,因头痛的鉴别诊断有几十种,社区根本确认不了患者究竟是哪一种疾病,所以初诊不应该在社区,应该在三甲医院。然后三甲医院给做出明确诊断、明确治疗方案和随访,这时候再去社区。“我们可以说分级诊疗很多工作可以落地在社区,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哮喘或者其它慢性病在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那里做好初诊和评估,制定好明确的诊疗方案之后可以去到社区随诊。比如在我们妇产科,有的患者在基层诊断后来到我们医院,那时候她的情况就已经很不好了。总的来说,就是首先要搞清楚才能进行下一步治疗。所以分级诊疗是可以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但是要掌握好步骤、分寸。”段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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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即将面临巨大挑战

“其实公立医院在将来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即解构与重构。”段涛说。 

段涛认为,医生多点执业是伪命题。“只有当医生能够真正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时候才可能推动整个公立医院的解构和重构,而公立医院的解构,必须是重构。

第二个因素是互联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互联网已经把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引到外面来了,而且互联网带来的互联和效率已经在改变公立医院现在的生态

第三个因素是商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在中国的医保市场占的比例非常小,但是商业保险接下来所占的比例非常大,它很可能会导致公立医院的解构与重构。 

第四个因素是人工智能。目前已有细胞筛查技术用人工智能技术就可以把70%-80%的正常标本完全过滤掉,只剩下20%-30%有问题的才让病理科医生看。“所以在未来,中国很大可能不需要培养太多的病理科医生。有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做肺部结节的图片,他们把全中国最好的几个肺部读片专家的结果作为金标准,采用人工智能读片。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达到95%-98%的专家水平。人工智能的发展,无法预知。”

“接下来公立医院到底要不要改革,未来如何发展,这四点是我个人认为会是真正导致公立医院解构和重构的重要因素。”段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