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害”,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巩义爱国卫生


导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举国上下开展了以“除四害”(“四害”系老鼠、苍蝇、蚊子、麻雀,1960年以后以臭虫取代麻雀)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这场全民性的运动,曾被提升到“卫生领域的人民战争”高度。


中南海高干集体擦玻璃


1956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除四害》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除四害”正式列入其中。



中南海驻地的党政机关每周腾出一定时间,暂停日常的行政工作,高层干部亲自动手清扫卫生。一天,时任西城区区长的杜若接到市委通知,让她带领工作组去辖区内的中南海检查卫生。下午,她带着副区长和几个专管卫生工作的干部,由有关人员带领进入中南海,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梯爬高地擦办公室的大玻璃。“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议论说,看来这里也是人人动手搞卫生。陪着我们检查的人说:‘这些人都是十一二级的司局级干部。’后来我们来到干部饭厅,进去后没有发现一只苍蝇,连放筷子的瓷筒内底部都干干净净。”中南海高级干部集体擦玻璃的场景,带给她强烈的震撼,也成为驻留她心中的时代记忆。



中南海里大多是铺有木地板的老房子,地板下、天花板上有暗潮的间隙,很多老鼠长期盘踞。为了打一场“攻坚战”,大人和孩子被组织起来,铲除杂草,填平户外的脏水坑,不给孑孓滋生的环境。每户人家还要喷洒药剂,各单位划片、分工负责,在统一时间里点燃“六六粉”熏蚊子。考虑到中南海的特殊办公环境,捕杀麻雀时,大家没有使用鞭炮,而是挥旗杆、敲脸盆,有关方面还特地派去了摄影师和记者,现场拍摄了纪录片。



全民总动员:上至百岁老寿星,下至几岁小娃娃


为了赶上甚至引领形势,不少地方连续修改“除四害”的时间表,目标时间不断缩短。各级党组织成立了“除四害”运动指挥部(或办公室),统一制定计划、组织运动的实施。

1958年,北京将“除四害”的期限定为两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河南定为三年,江苏定为四年,有的县市甚至定为一年乃至几个月。



原上海市爱卫会办公室副主任潘先生回忆了一个普遍现象:20世纪50年代中期,都习惯用过高的标准向下面布置工作,而且都要求得很急。一开始,“除四害”运动是为了减少人民疾病、提高粮食产量,后来就升级为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了。


1958年1月6日,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在三年内,上海要基本上成为一个没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臭虫和钉螺的“六无”城市。后来加入蟑螂,实际目标改为三年内变成一个“七无”城市。旋即,这一目标再次被修改。3月29日,上海市人委和市政协联席扩大会议做出决定,要求全市人民拿出决心,千方百计,苦战一年基本上消灭“七害”,使上海提早变成“七无”“三洁”(室内外洁、厨房洁、厕所洁)城市。短短两个月,“三年除四害”的目标便改为“一年除七害”。


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有其生长繁殖的自然属性,如何在短短的几年内,彻底根除“四害”,达到减少疾病、提高粮食产量的目标呢?



据上海市档案馆资料显示,上海市党政领导改变了过去层层开会动员布置任务的工作方法,由党政机关负责人直接领导布置。经中共上海市委倡导,1958年4月17日(周四,当时每周四定为无会议日,有时间参加劳动)和20日(周日,休息日)在全市范围举行全民性的“除四害”突击运动。伴随4月不断攀升的气温,上海的“除四害”运动掀起阵阵高潮。各区、各局紧急做出部署,各里弄、单位、街道,甚至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全体动员起来,采取了大规模、密集型的行动。在17日和20日这两天的突击日行动中,全市郊县各行各业的人们全部投入其中,上到百岁老寿星,下到几岁的小娃娃也行动起来,参与人数达到500万人之巨。


打麻雀的隐秘甜头:烧着吃


在“四害”中,麻雀被称为“害人鸟”,全国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不比老鼠少。相比于老鼠、苍蝇、蚊子,麻雀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自然也就成了人们重点剿灭的对象。



1958年,一位加拿大人来到中国,在一条铁路线上看到了令他震惊的场面: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正在铁路边上忽东忽西地发疯般地狂奔,显然在用一块布摔打着地面。“原来她正在追赶着一只苍蝇呢,以便打死它。”在日记中,他记录了一个细节:“我在中国近一个月期间,没有看见一只麻雀;我坚持数苍蝇,看见一两只苍蝇只有15次。”他左思右想,还是不解:中国人怎么会视苍蝇、麻雀等弱小生物为敌人呢?


现年70多岁的退休工人张师傅,对当年打麻雀的场景历历在目。那时,他只有十八九岁,在机械厂上班不久。


清晨5点,工人们必须到厂里,带着红旗,拿着长竹竿、气枪或鞭炮登上办公楼顶,敲打着锣鼓和脸盆追赶麻雀。天还没发白,整个城市就像炸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为了追赶麻雀,工人们甚至停止了工作,中午轮流吃饭,饭后也不肯休息,坚守岗位继续战斗。刚开始的时候,一个人收获几十只、上百只麻雀的不在少数,有的自己烧着吃,有的拿到公共大食堂去换回一些饭食。为了展示胜利成果,人们敲锣打鼓,用细麻绳将一根根老鼠尾巴拴上,将一串串麻雀穿起,套在竹竿上,再送到区(县)上巡回展览。



参与者的“荣耀”


张师傅向笔者讲述,每到傍晚,里弄干部会挨家挨户发放浸泡过“敌敌畏”或者撒上“六六粉”的纸,然后统一时间,紧闭门窗熏蚊蝇。先是收起所有吃的、用的,人也全部走到弄堂里,随后再用喷雾器喷药。一到晚上,放眼望去,四处烟雾弥漫,场面十分壮观。集体行动后的几天里,睡觉都不用点蚊香、挂蚊帐了。他说:“那个时候,也没有环境污染的概念,烟熏后,大家都很兴奋地搜寻苍蝇、蚊子的尸体,上报战果。”



他的邻居毕师傅也补充说,当时的各级爱卫会与居民一起除草、一同打扫公用场所。每到礼拜四,只要居委会干部的铁皮喇叭一喊,居民都会自动出来,冲水的冲水,扫地的扫地。“除四害”之后,几乎听不到鸟叫了,整个城市就像洗过澡一样,干净、清爽。


1958年的小张师傅在单位,他不仅要完成工作指标、卫生指标,回到家,还要帮助里弄干部发放灭蚊蝇的纸,打扫自家卫生、灭蚊捕蝇,常常忙到深更半夜还未入睡,早上4点多钟又要起来,5点钟及时赶到厂里上班。有一次,他和单位同事站在房顶上驱赶麻雀,因为头晕不慎摔到地上,左胳膊骨折了。可是生产任务、卫生指标还没完成呢,于是,“在医院治疗两天后,我打着石膏、绑着纱布就回来上班了,‘除四害’的任务我也没落下”。那一年,他还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指标,得到单位的表扬。


江苏南京 一个“除四害”模范村:村民上缴消灭的苍蝇。


1959年底,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这个建议也为中央所采纳,麻雀被“平反”,代之以臭虫。当年人人喊打的麻雀,现在已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