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合医药成功主办PD-L1免疫组化检测最新临床应用高峰论坛 ——跨界交流，合采众长

▲论坛开场讲话

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陆舜教授对PD-L1的临床需求清晰的分析，到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朱虹光教授对于中国诊断标准的呼吁和行动；从欧洲病理科学家Karsten Nielsen应用经验分享，到长海医院倪灿荣老师的中国经验，使众多参会者学习到PD-L1检测领域的最新进展。最后泰格医药捷通负责诊断事业部的总经理余福军展示了中外对伴随诊断注册的差异，并详细介绍了如何在分子病理诊断领域利用好LDT这个有效的工具开展PD-L1的应用。

▲陆舜教授

陆舜教授表示，目前肺癌治疗是肿瘤精准医学发展最为成熟的领域，这一领域有着目前最为成熟的治疗理念以及最丰富的治疗药物。让肺癌全程管理变得名副其实，要归功于肿瘤治疗中跨学科的紧密协作以及癌症靶向药物的出现。医生会根据不同的驱动基因来制定治疗的整体策略，选择药物。综合治疗并非是简单的药物治疗的堆积，而是强调多种治疗手段个性化的最优配置。

在适用于靶向药物治疗的肺癌患者当中有70%－80%者可以获益，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随着三代肺癌靶向药物的出现，有理由相信肺癌的全程管理也将有所发展。

耐药，是许多肺癌患者非常关心的问题。通常而言，一种靶向药物是针对癌细胞的某一个蛋白，某一个分子起作用，所以只能抑制肿瘤生长的一条通路而已。当一条通路受到抑制时，肿瘤细胞会自寻新的生路，选择其他通路合成自身生长所需要的物质，久而久之可使靶向药物失去作用，从而产生耐药性。目前在接受吉非替尼、厄洛替尼等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中，有近2/3患者由于T790M基因突变产生耐药性，从而面临难以继续治疗的局面。肿瘤治疗药物因其药物毒性强，患者难以承受几个药物同时使用。此外，肿瘤药物的可选种类也是一大局限。也因此解决肿瘤患者的耐药问题变得异常关键。如今，对于肿瘤药物的耐药性研究已从被动转变为主动，第三代EGFR靶向药物的出现就是很好的例证。

▲朱虹光教授 

朱虹光教授分析PD-1,PD-L1国内外检测现状，指出病理科医生是定性诊断高手，定量诊断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目前缺乏客观定量的检测手段，结果难以重复。他分享了PD-L1病理阅片的经验，并展示不同cut off值判读依据，以及各类瘤种对不同单抗的响应率；指出抗PD1和PDL1疗效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肿瘤微环境中PD-L1的表达，肿瘤组织中浸润的免疫细胞数量等。 朱教授还提出一系列建议，以制定详细的诊断标准，如对不同肿瘤的阳性率采用多光谱组织切片细胞流式仪进行客观的定量分析，得到不同阳性率的图谱后进行培训和推广等。 

▲欧洲病理科学家Karsten Nielsen 

▲长海医院倪灿荣老师

倪老师向大家介绍，PD-L1是一种40kDa大小的跨膜蛋白，由人CD274基因编码，负性调节免疫反应。它的特点是结合位点数量有限，只包含两个较小的亲水区，应用FFPE后进行免疫组化相对困难。因此与治疗用的PD-L1抗体不同，免疫组化所用的抗体与PD-L1主要是在结构独特的位点进行结合，与基因标志物不同，PD-L1是一种蛋白表达标志物，除了分析方法的不同，还受到随着时间的真实变化，治疗暴露量以及其他治疗（如放疗）的影响。其次倪老师阐述了PD-L1 IHC检测影响因素与存在的问题，包括克隆号的选择，组织的固定，AR的选择，方法流程的推荐，判读标准和对照的设置。

根据2016年IHC测评的PD-L1最优染色方案推荐是，抗体克隆SP142；产品编号中杉ZA-0629，迈斯MAB-0724；AR方法有手工染色和机器染色两种。

▲泰格医药捷通诊断事业部 总经理 余福军 

泰格医药捷通诊断事业部余福军总经理分享了如何建立PDL-1的伴随诊断, CFDA体外诊断试剂如何注册临床及CRO在其中的作用, 还提及了LDTs中外状况, 以及基因检测行业的监管。

▲反应热烈的现场问答

PD-L1不是一个完美的生物标志物，但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观合医药自2016年建立PD-L1免疫组化检测平台以来，积极保持和业内药企、诊断试剂供应商的沟通，举办多次专题研讨会，实验室病理专家及实验人员接受多次国内外业内专家的专业培训。迄今为止已经开展了近20个瘤肿的验证实验，部分瘤肿的方法学验证已经完成。而未来，观合医药将继续开拓前进，合采众长，不断发挥自身优势，并结合泰格医药丰富的临床研究资源，为新药研发在国内的发展、评价和临床应用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助力新药研发上市前申报及上市后伴随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