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艾滋病人的痛诉：没人给我科普性教育！

来源：杭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广东同江医院

文章来源：广东卫生信息

就在那一瞬间，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医生的话把我给弄糊涂了。他好像在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和我交谈。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那时我觉得我会在十年之内死去。现在想想，当时我需要的只是信息、支持，我只需要有什么人能为我驱散心头的阴云。至少，我需要有人告诉我得了这个病，我不会立马死去。可是，校医院什么也没告诉我。带着疑惑，我就离开了那儿。

在那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健康，所以医生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你生病了，而且永远也治不好，还有可能危及生命。这让我很难接受。

于是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躲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公园里，一连哭了好几个小时，心头的阴霾却难以驱散。

一个朋友发短信问我情况怎么样，我告诉他结果不怎么好；我相信他会知道是什么结果。后来，我们一起去喝了咖啡，还聊起了天。

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不像在说我自己的事儿。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心情渐渐地沉重起来。人总归是要面对现实的。

我开始想，如果我不得不离开学校怎么办，我的家人又会怎样对待我，我还能再谈恋爱吗？

这就是故事的开始。20岁的时候，刚上大一的我就被确诊患了艾滋病。

我还记得，我之所以会去校医院检查，是因为考试复习太无聊了；当然，我也很好奇——此前我从未做过艾滋病检查。当我来到校医院说要做艾滋病检查的时候，医院的护士很吃惊。

于是，我告诉她我是一名同性恋——我当时想她应该会想听到这个答案。这个理由没什么好解释的，毕竟去年英国被诊断患有艾滋病的人中有一半儿都是同性恋。

三天之后，我去了当地一家游泳馆游泳。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我瞟了一眼我的手机：居然有四个未接来电。

不一会儿，它又响起来——是校医院打来的，他们叫我去拿检查结果。我急匆匆地穿过候诊室，医生向我宣布了这个消息。

当时，我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毕竟，我才刚刚20岁，私生活也并不混乱，仅仅用过一次避孕套而已。因而，“这种事儿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种陈词滥调还是在我的头脑中停留了好几天。

仔细想想，我才意识到我一定是在悉尼旅行期间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我怀疑对方肯定已经知道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当然，我也承认，发生这种事儿，我也有一半儿的责任。我和他上演了一出“一夜情”戏码，当时我们俩都没带避孕套。

和许多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一样，发病初期，我还处于无症状的血清转换阶段。对于有些人来说，流感和感冒疮是艾滋病初期的症状，但我却没有出现这些症状。

不过，时不时的，我会在半夜醒来，一摸身上全是冷汗——这也是艾滋病早期的症状之一。

通常，我会在凌晨四点钟左右醒来，身上一层冷汗。为了能够继续睡觉，我不得不用毛巾把床擦干。

我早就应该意识到我的身体有什么不对劲儿了。不过那段儿时间我经常酗酒，还嗑过药，所以我总安慰自己这一症状很正常。

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之后，我开始生气起来。我生气不是因为我在澳大利亚遇到的那个人让我染上了病毒，而是因为，从小到大我所受过的学校教育没怎么告诉我关于艾滋病的知识。

中学的时候，学校的确对我们进行过性教育。我还记得，那位老师将板球球拍夹在她的两腿中间，然后在上边套上了一个避孕套。接着，全班一阵哄笑。

她并没有告诉我们，身为同性恋该怎么办，更别说告诉我们同性恋很可能会感染艾滋病病毒了。

如果学校不能告诉学生们将来他们可能遇到这些情况，那么学校又有何用呢？

不说学校了，父母呢？父母应该告诉孩子，怎样的性行为才是安全的性行为。但是指望父母给予孩子正确的性教育也不太靠谱。

就拿我来说吧。想到我的家人一点儿也不了解艾滋病，我就不想告诉他们我得艾滋病了。不仅仅是他们，我想大多数家庭都不能以正确的方式告诉孩子关于艾滋病的潜在危险。

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艾滋病还意味着“死亡判决”。

确诊后的第二天，我回到了家。头一天晚上，在我告诉他们我得了艾滋病之后，他们很是震惊与不解。电话是我妈妈接的，她不能相信她的儿子居然得了艾滋病。

 坐火车回家后，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崩溃了。我的父母在站台下接我，他们既担心又生气还万般恐慌。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很少说话。也许他们知道对此事我不愿意多谈；于是，保持沉默成了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

那时，我对艾滋病的了解还很少。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不敢看一切与艾滋病有关的文章。不过渐渐地，我敢于直面艾滋病了。每读一篇文章，我的自尊心就增强一些。

现在，我的白血球数为750。一旦这一数字下降到350，我就得服用抗转录病毒药物了。以后每一天，我都得靠药物为生了。

我很恐惧，因为我不知道这一天会什么时候到来。尽管如此，我仍想在我不得不每天服药之前，出去旅旅游，去看看这个世界。当然如果不用担心一些国家会阻止艾滋病人进入就更好了。

可是，就在我们国家，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就已经够明显了。就在几周前，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还声称“健全的人是没有得艾滋病的人”。

一开始的时候，只有我的家人和几个好朋友知道我得了艾滋病，甚至连我的室友也不知道。渐渐地，我觉得不说就好像是在否认自己得了病似的。

不过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面对面告诉别人我得了艾滋病还是很难。我最害怕的是别人认为我是个病人，是个弱者，并且总是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现在，我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据我所知，在全国，愿意像我这么做的人只有几十个。

尽管英国有数以万计的同性恋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但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身份。无疑，害怕拒绝和羞辱使他们不敢公开身份。这很好理解。

就我个人来说，在我公开自己的身份后，公众的反应也大不相同：有人好奇，有人表示同情，还有一些人（虽然很少）表示厌恶。

我从不愿意被定义为“一名艾滋病患者”。我觉得将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大家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的了解就会多一些。

很不幸，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仍对艾滋病患者充满歧视。在同性恋社会，伤痛更深。他们之中仍有一些人，或是由于害怕真的感染艾滋病，或是由于担心在这个社会受到歧视而不敢去检查。

 “世界艾滋病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天纪念全球因艾滋病而死亡的3600万人；更重要的是，它还在提醒我们，改善艾滋病患者的处境已经刻不容缓。

荷兰两性关系非常开放，但却是全球流产率和性病传播感染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跟荷兰早期的性教育密不可分。

刚入学的4岁孩子（荷兰小学的入学年龄是4岁）会参与学校开展的性教育周——“春日里的狂热”，主要是在画有童男童女身体的涂鸦本上涂颜色，父母也被邀请跟孩子们一起体验；8岁孩子开始学习自我形象和性别鉴别的概念；11~16岁的孩子会学习并讨论性取向和避孕方式；17岁左右的孩子在“父母的监护下”，一般已经有了第一次性行为。

性教育周有一个特殊的夜晚，叫“父母之夜”，目的是创造父母跟孩子谈论性话题的机会。这种谈心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开诚布公，不压抑、不遮掩地谈论性话题，反而让孩子觉得兴趣索然，使他们对今后的性生活做出理智正确的选择。

荷兰小学的性教育课由生物老师授课，老师会设置一个匿名提问箱，孩子们把五花八门的问题塞进箱里，等待老师上课解答。

问题百无禁忌，大多与性无关，例如：“我喜欢上了她，该怎么办？如何与她约会？如果她不喜欢触摸怎么办？”课堂上，老师会一一解答。

性教育课侧重让孩子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如“当你不愿意被舌吻时应该如何表达”等。一个接受过性教育课程的孩子在小学毕业后，具有讨论安全性行为、繁殖，以及性虐等话题的能力。

进入初中，孩子们会继续接受性教育。“爱情万岁”是荷兰教育中使用最多的性教育课程计划，针对13~15岁的中学生。它包括26个学习计划，分成6堂课教学，每堂课1小时。

它的宗旨是保证安全性行为，传授学生性交时的沟通技巧，如何维护双方关系，如何自我保护，如何预防性病、艾滋病和意外怀孕等。

“爱情万岁”经过27年的学习和实践，颇具成效。一位妈妈表示，“至少我知道儿子今晚在哪里过夜，而且我相信他们会采取防护措施。”

在荷兰，九成以上的初夜者会使用避孕药具，其中七成以上使用避孕套，五成以上使用避孕药，四成的人两者并用。荷兰的人工流产率低于中国，也是全球青少年意外怀孕率最低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