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传统中药究竟惹了谁？中药之“毒”，我有话说！

传统中药鱼腥草遭“封杀”的消息言犹在耳，家喻户晓的“六味地黄丸”又掀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国家绝密配方云南白药“乌头碱事件”再惹争端。我国四大南药之首入药“四磨汤”的槟榔也未能“幸免于难”。

接踵而至的中药“毒性”问题、传统中药安全性问题以及其未来的出路问题再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惊愕之际，不禁讶然。难道华夏始祖，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的神农氏竟然贻害千年！抑或是以医学著称于世、被后世尊奉为“药王”的孙思邈徒有虚名！心中更满是疑惑，难道著有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本草纲目》的“药圣”李时珍也不过是“其实难副”？

暮然回首，半个世纪前苏共代表米高扬来到滹沱河畔，品尝着汾酒和红烧鱼，堪称美食家的他赞不绝口，兴致勃勃的毛泽东主席朗声笑道：

“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他老人家万万不会想到的是，作为中草药的发源地，今天中国大陆拿到的份额，不过是世界草药交易量的2%，而弹丸之地的日本则以90%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把交椅。而如今中药日渐风雨飘摇，千年传统中药究竟惹了谁？

曾记否，流传久远的古方“六神丸”，被日本拿去改造，开发出了举世赞誉“救命神药”的“救心丹”，一度风靡全球，年销售额逾亿美元。在向中国申请中药专利的国家里，日本、韩国、美国和德国更是名列前茅，小小葡萄牙更不堪示弱，居学习中药学的外国留学生之首。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遭国人唾骂、弃之如敝履的传统中药，为何令外国人津津乐道，千方百计寻方“盗”药，乐此不疲？堂堂中华民族抛弃几千年的医药传统而唯西医西药马首是瞻，偌大中国，居然容不下千年中药？遭遇冰火两重天的中药到底惹了谁？

俗话说得好，“是药三分毒”。此点常被许多反中医药人士拿来攻讦不休。是的，中药有毒，如砒霜、巴豆、生乌头之属，毒性剧烈。《医学问答》对此解释曰：“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道：“凡药物云有毒及大毒者，皆能变乱，与人为害，亦能杀人。”

此“毒”是天然药物对人体的损害，具毒性，可产生毒副作用，应加以避免。但这是狭义之毒，而广义的“毒”才是真正意义的中药之“毒”。

《素问.异法方宜论》有云：“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凡防治疾病的所有中药皆为毒药。“毒药”是古代药物的代名词。早在西汉之前，“毒”和“药”不分，混称“毒药”。古人以“毒药”作为一切药物总称。医圣张仲景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

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则会伤人害命。

“大凡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如果否认了广义的毒，也就否认了药物的功效，即药用价值所在。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正是这“毒药”，让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坚不可摧！

“毒”又乃药之偏性。《神农本草经》中记载:“药有酸、苦、甘、辛、咸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

所指的药性“有毒”、“无毒”并非专指“毒”的危害有无，而是泛指药性的强弱、刚柔、急缓。大凡药性猛烈、作用峻猛者谓之有毒。安全剂量小，用之不当，或超量应用，可对人体产生危害，甚至致人死亡；药性柔弱、作用缓和者谓之无毒。

药物之功在治病，各种药物无不具有一定的毒性，久服之后，虽细微之毒亦能在体内蓄积而成“药邪”，进而损伤人体的正气。

“凡药皆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虽甘草、人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必有偏胜，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温病四大家之一吴鞠通在《医医病书?论药不论病论》中提及:“天下无不偏之药，无不偏之病。医者原以药之偏，矫病之偏。如对症，毒药亦仙丹；不对症，谷食皆毒药。”

例如砒霜有毒，不知有多少人成为它的冤魂，然而运用得当它又能治病，不但外敷，也可内服。张亭栋教授与药师韩太云从民间中医使用砒霜治疗癌症的案例出发进行科学研究，在砒霜治疗白血病方面取得的成绩为世界所瞩目。

不仅如此，古代医家经过长时期的医疗实践还总结了药物“七情”（单行、相须、相使、相恶、相反和相畏、相杀）以及妊娠禁忌、服药禁忌、症候禁忌、炮制方法、煎煮方法、道地精选、使用部位（去壳免胀、抽心除烦）等，形成了一整套治病祛邪安全有效的理论体系，遵之则无忧，逆之则为害。

2014年1月10日，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女科学家高月领衔的“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在当日举行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该项目历时10余年攻关，创建了中药早期毒性预测、毒性物质分析和配伍禁忌评价3类技术8种方法，并利用这一综合技术平台对临床易发不良反应的7大类中药的安全性进行了系统研究，阐明了中药配伍理论的现代生物学机制，实证了“十八反”、寒热配伍、甘草“调和诸药”等中医经典理论。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病相兼，单用一药难以兼顾各方。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药物配伍，即通过药物间相互作用，提高药效，消除其毒性，制约抵消其副作用。

“君臣佐使话配伍”，君臣本是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皆称为君，辅佐君者谓之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

《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

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减轻）君、臣药的毒性；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

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主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堡垒”，临床疗效显著，成为千古名方。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长期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并丰富起来的。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

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炮制更兼具减毒、增效、改变归经之能。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后，因性温而具滋肾补血之功效。炮制既可为水制、火制，亦可为水火合制等。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而这些炮制方法，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何首乌因治少白头而闻名遐迩，但致腹泻者比比皆是。因生首乌中含有一种蒽醌衍生物，能滑肠致泻，须经炮制，使蒽醌衍生物水解，降低毒性，消除泻下作用，使其乌须黑发的功效得以正常发挥。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曾发布报告：人类口腔癌、食道癌、咽喉癌与长期咀嚼槟榔相关。舆论一片哗然，终于把名贵的“槟榔”推至风口浪尖，更令药用槟榔使用者惶惶然不得终日。而报告中所提含致癌物的槟榔指的是“咀嚼槟榔”，而非“药用槟榔”，二者在原料、加工方法、用法用量等方面迥然不同。

“马兜铃酸事件”令广防己和关木通声名狼藉。殊不知，中药品种繁多，或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一字之差，误之千里。如汉防己（粉防己）为防己科植物防己的干燥根，不会引起肾损害；而广防己（木防己）为马兜铃科植物，含马兜铃酸成分，有可能造成肾间质损害。

又如木通有关木通（马兜铃科）及川木通（毛茛科）之分，前者有致肾损的风险。若炮制不得法，轻则减效，重则害命。如马兜铃酸风波则因国外妇女为减肥，把含马兜铃酸未经炮制的广防己直接且长期当茶饮用，肾损害频发不足为奇。

明.龚廷贤《寿世保元》中云：“药……，精制不同，生熟新久，炮煅炙烘，汤丸膏散，各起疲癃，合宜而用，乃为良工……。”

有些药物必须经过严格的炮制，如米炒斑蝥，砂烫马钱子等以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有些药物经过炮制可提高疗效，如酒炙川芎可增强其活血化瘀之效；姜炙厚朴可增强其行气消积之治。故古人云：“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性味反失。”

说明了炮制的重要性。而现在水制的没了，火制和水火共制的减少了，即便是有也是偷工减料不遵法度。以往的挑、拣、簸、筛、刮、刷等都不见了，而且还掺杂使假，如桃仁掺杏仁，甲珠拌盐面或白矾面等屡见不鲜。花里掺梗叶，果实掺皮壳，须根带泥土则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至于巴戟、远志抽心，益智、草果去壳也很难达到，由于有效剂量难以把握，真伪药材难以辨别，优质劣品好坏混淆，生熟新久炮制不清，病者希冀速愈，医者贪功求利，又人有禀赋之不同，医有高低之差异，文化有东西之分，地域有南北之别，若此种种，中药中毒病例攀升又有何怪哉？

“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药王孙思邈在一千多年前曾“昭示天下”：不按时节采摘的中药材，有名无实，跟烂木头没有什么两样。

中药应用讲究道地药材。《晏子春秋?杂下之十》：“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新修本草》亦认为:“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乖于采摘，乃物是而实非。”

宋代名医寇宗奭曰：“凡用药必须择土地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

泱泱大国，虽药材资源广阔，但由于所受自然条件、水土气候的影响，质量则大相径庭。由于资源渐于乏绝，优质的原产地药材则遭到人们竭泽而渔式的掠抢。如云南白药最重要的原材料七叶一枝花，已经濒临灭绝。

而因需求逐年加大，野生变为家种也越来越多，不但土质、产地等发生了变化，不道地的药材一轰而上，由此又产生化肥吸入过多、农药残留以及重金属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陷入重金属超标漩涡的远不止“六味地黄丸”一家，云南白药、汉森四磨汤及百年老店同仁堂等不约而同纷纷“中招”。

频频发生质量危机为中药生产安全性敲响了警钟。自2005年以来，围绕中药材二氧化硫、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等安全标准问题，中方一直在与日本、韩国等主要中药材出口国进行交涉。而从近年来海关统计来看，出口中药材因有害残留物超标频遭扣留和退运，成为中国中药材出口最大的拦路虎，不能不令国人反思。

过去鱼腥草主要生长在深山的水沟溪泉边，没有污染，水煎煮后饮用退热立竿见影。现在云南、贵州、四川，将鱼腥草种植在施过很多年化肥农药的农田里，产收时装在竹筐浸入水塘，洗掉泥沙送到集市当蔬菜卖，当天未卖完怕烂掉才拿回晒干，卖出去做药。肺炎发烧，以儿童居多，小孩病情变化快，以往一剂药就能见效，延误了就可能致命。

拿这样没什么疗效的鱼腥草做药，后果可想而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最可悲、滑天下之大稽莫过于，连治病的药都“病”了，居然还拿来救人，药效可想而知！

许多制药厂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把一些中药古方改变剂型和给药途径，或将药物盲目提纯、加工，有些药物的化学成分和功效尚难弄清，复方衍变的机理尚难弄懂，故临床应用时常出现过敏或中毒等反应，人们也习惯把这类经现代理论加工提纯的药物出现的毒副作用归罪于中药。

从中药里提取这么多成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尚且是未知数，再通过静脉注射，绕过了肠胃屏障，直接进入血液，存在安全隐患在所难免。更有甚者，临床上常将一些中西药不合理地混在一起同时应用，并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或习用西医理论套用中医，似这等牵强附会也难免不出问题。

当然，盲目迷信甚至追崇性的大量使用中药也不可取。《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用药治病，要掌握适当的“度”，不可过度，以免伤了正气。何首乌致肝损害，日本小柴胡汤事件均曾令使用者胆战心惊。殊不知，致损者多为不辨证施治，长期连续用药或超剂量使用所致。攻邪用药需要适可而止，过则得不偿失，过犹不及，欲速不达。

中药有毒，聒噪之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大有置中药于死地而后快之感。然而西医大家、第四军医大学校长樊代明院士却语音慷慨，力挺传统中医药文化。这位满腹经纶的消化界著名学者学贯中西、博古论今，其对“医圣”张仲景敬重有加，对古人的智慧，对传统中医药的尊重与呵护令人肃然起敬。

其充满感染力的讲座，像流淌的清泉沁人心脾，又宛如纯净绝美的音乐震撼人心，似春日暖阳照耀着“喧嚣”的医学大地，令医学重归于理智与平静。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樊院士的大家风范令人敬意油然生矣。我们岂能再以自己的浅薄无知，度博大精深的中医药之腹，贻笑大方！

中药兴旺，匹夫有责，中药有“毒”，未必有害，明其利而用之，知其弊而制之，扬长避短，克弊扬利，化害为利，方可达事半功倍之效，何乐而不为！药本无过，道地精选，遵量守时，严谨配伍，规范炮制，辨证论治，方可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