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医】“中医针灸”申遗成功8周年，一起细数经络穴位图的传承印迹

针灸学中的经络循行、腧穴定位和人体的体表形态、内脏定位等密切相关。准确表示出腧穴体表定位、腧穴与经络关系、经络循行规律，实现经络、腧穴内涵的可视化，十分关键。对此，古代医家发明了各种针灸图谱，以便增强直观印象，加强针灸教学培训和临床操作的准确性。针灸图谱有腧穴图、经络图，古代亦称为明堂图，如敦煌文献中的《明堂五脏论》所说“明堂二字，其义不轻。明者，命也；堂者，躯也。立形躯于世间，着明堂而医疗。”可见记载穴位位置、经络循行的图谱在中医针灸发展的历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三国时期有针灸图谱的雏形。据《唐志》记载，三国时魏国曹翕著有《十二经明堂偃侧图》，《新唐书》中载有“曹氏黄帝十二经明堂偃侧人图十二卷”。《隋书·经籍志》载：“秦氏承祖偃侧杂针灸经，偃侧人经，明堂孔穴，明堂孔穴图，偃侧图。”《新唐书·艺文志》中亦载有“秦承祖明堂图”字样。秦承祖为南朝刘宋医家，这是最早有关绘制经络图医家姓名的记载。

晋代葛洪《抱朴子·杂应》载：“又多今人以针治病，灸法不明处所分寸，自非旧医备览《明堂流注堰侧图》者，岂能晓之哉。”由此可见后世医家对这些图谱的高度认可。遗憾的是，这些图书均已佚。

偃侧图是早期腧穴图的一种称谓，从有限的文字记载来看，该图只是很简单地点出腧穴的位置，并且所绘腧穴与后世的明堂图比较其数目也较少。当时的针灸理论中尚未出现明确穴位归属十二经、十四经的确切连线，虽四肢部已经按三阴三阳经归属腧穴，但走向并未区分向心或离心性质，四肢以外部位的腧穴则不按经络排列。如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中共叙述腧穴350个，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未完全按经络循行叙述。

1990年，在我国敦煌出土的古代医学卷子中，发现三片针灸腧穴文献残页，经考证确认是《黄帝明堂经》的一种古传本，其中图文相间的针灸明堂图保存较为完整，经专家考证认为绘制年代为唐咸通年间。其残卷保存一正面人形的上半身图，并存有一部分穴名、部位、主治和灸壮等内容。而在图的正中、面首的正上方，写着“明堂”两字，这是所有已知考古发现和古医籍中以“明堂”两字与腧穴图对应记录的最直接有力的实物证据，也是目前已知中国存世最早的明堂图。现存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存5幅完整图，13幅残图，记载近80个穴位。现有文献中并无记载其作者与书目，据王德琛等学者考证孙思邈晚年著作《千金翼方》“杂灸法”相关内容中，有较多引文的语言风格、灸疗内容与其中的《灸经图》注文相似。

据王雪苔考证，最早的官修明堂图是《明堂针灸图》，它是在唐代甄权所著《明堂人形图》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甄权是隋唐年间针灸医家，一生著述颇多，绘有《明堂人形图》l卷，撰有《针经钞》3卷，《针方》《脉诀赋》各1卷，《药性论》4卷。这些著作均已亡佚。其中《明堂人形图》是一部以图为主，同时有详细文字说明的著作，在当时流传广泛。据孙思邈《千金翼方》记载，对于这部《明堂人形图》的编绘，甄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以秦承祖所绘的针灸图为蓝本，并用《针灸甲乙经》等著作对秦图进行了校定，发现了许多错误之处，在纠正和补充秦图的基础上，新撰了明堂针灸经穴图。

据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亲临甄权之家，咨询药性及养生之道。唐贞观年间（627~649年），政府组织人员修订明堂图，这是官方首次主持修订明堂图，此次修订的明堂图称为《明堂针灸图》。官方这次主持修订的明堂图是以甄权《明堂人形图》为基础，而且还在完成之后交给甄权审定。在编撰体例和内容上，两部明堂图非常相似，都是以仰人、伏人、侧人三幅图形统编了349个穴名，明显带有对《明堂人形图》的修订痕迹，增加了腧穴别名和郄、络穴性，明确了对腧穴位置的表达，并且纠正了个别腧穴的位置。因此，可以认为官修《明堂针灸图》实际上是对甄权《明堂人形图》的一种修订或再版。

孙思邈在前人明堂图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见解，绘制了彩色《明堂三人图》，该图共有3幅，分别为仰人图、背人图和侧人图。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二十九中记载了《明堂三人图》的绘制情况：“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云耳……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三人孔穴共六百五十穴，图之于后亦睹便令了然。”这段文字记述了孙思邈绘制《明堂三人图》是为了纠正旧明堂图的“传写错误”，并言明所绘的明堂图是以甄权明堂图为依据，还用五种颜色分别对应十二条经脉，用绿色标记奇经八脉（如任脉、督脉等），统编的穴位总数为650个（双侧计数）。

孙思邈《明堂三人图》是一套彩色人体经脉腧穴图，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套彩色经脉腧穴图，该图的绘制年代应该是在《千金要方》成书时或之前（公元652年），也就是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就已经绘制完成了。唐代的经络图谱记载多以仰、伏、侧三人图的方式呈现，只是四肢部腧穴按经排列，其他部位腧穴不按经排列，说明此时的明堂图中还没有出现完整的连接十二经或十四经穴的经穴连线。然而孙思邈的这种绘图体例对随后的医家王焘以及宋以后明堂图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后世医家“明堂”专书的不断问世，明堂图的绘制也日臻完善。

唐代医家王焘，今陕西眉县人，出身世家，喜爱医学，在皇家图书馆任职20多年时间里，博览群书，采集诸家医方，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年）编撰《外台秘要》40卷，该书非常重视经脉腧穴与图的关系，在此前明堂图一般多为3幅图，而王焘则将十二经脉分别绘成12幅大型彩色挂图，也用不同的颜色标出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十二经脉图是按十二经脉循行排列的，并且把经络、腧穴统一起来，列腧穴于经脉之上，但穴位排列方式与现代不同，它均从五输穴起始，对于经过躯干的经络，则按顺序排列到四肢躯干相接处，再从头颈部向下排列，与躯干部的本经相接。唐代以这种记录方式为代表，此后开启宋代图谱十二人图之源，即“多人图”。可惜的是现已不见原图。

对于经脉图的重要性，王焘论述道：“立经以言疾之所由，图形以表孔穴之名处。比来有经而无图则不能明脉俞之会合，有图而无经则不能言百疾之要也。由是观之，书之与图不可无也。”由此可见，经脉图谱在中医针灸学术传承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是针灸经络图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最大的特点是重视经络走行、腧穴定位与解剖之间的关系，其腧穴图中融入了脏腑图的内容。十二经脉“内属于脏腑，外络于支节”，有的经脉不仅属络脏腑，还循行到某些脏腑，以增强关联。

《存真环中图》是宋代较为完整、典型的经脉图谱。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杨介著成《存真图》1卷，之后又增加十二经脉图文内容，合为《存真环中图》一书，于公元1113年刊行。所谓“存真”是指五脏六腑图，“环中”是指十二经脉图。原书已佚，但十二经脉图通过日本医籍《万安方》的转载而得以保存，均以文字说明经脉起止循行部位及络属脏腑。从中可以看出其所绘的经脉循行线不仅有主干，也有相应的分支，除体表循行线外，还绘有经脉属络内脏的内行线，手阳明脉图等还绘有相应的内脏。

北宋朱肱著有《南阳活人书》，卷一有经络图6幅，现存有宋刊本《重校正活人书》，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其图均以文字说明经脉起止循行部位及络属脏腑、主要穴位，个别经有主治取穴，先列手六经，后列足六经，图中只绘出膝肘以下五输穴。

随着经脉腧穴图的推广和经络腧穴理论的逐渐完善，古代医家们开始将经脉腧穴图画得更加详细周密，甚至按照著作的体例、内容将腧穴进行归类排序介绍。如南宋王执中《针灸资生经》（1220年），卷1为腧穴部位及主治、针灸法，按头、面、肩、背俞、侧颈项、膺俞、侧腋、腹、侧胁及手足三阴、三阳分列诸穴，共收载360穴，附经穴图46幅，除了列出十二经脉图以外，还将各部穴位逐一作图介绍。

元代滑寿《十四经发挥》附有16幅图，即十四经脉图加正背面骨度分寸图各一幅。十四经脉图是一经一图，穴从经注，按经脉循行顺序排列，以后谈论经络多以此为主要参考，即按经脉流注方向排列穴位，从起始穴到终止穴，现代图谱也采取这种方式。

清乾隆四年（1739年），吴谦等奉敕编纂大型医学全书《医宗金鉴》，该书包括经络、腧穴、针灸证治及刺灸法部，并配有歌诀、注文和插图，首次将十四经的经脉与经穴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图分开，置于相应经脉处，以便对照其异同。这对于正确认识经络与经穴连线图的区别有重要的作用，而在此之前，经络图与经穴图多为单行，或混作一图。

将经穴图和经脉图分开论述的代表作还有清代陈惠畴的《经脉图考》，此书记有十二经循行图，一经一图，同时有十二经穴位图，亦为一经一图，旁有说明，并增列了奇经八脉图，每经分别配循行图和经穴图，共计40图。经穴图是以分部描绘为主，包括前面颈穴总图、胸腹总图、后头顶穴总图、背部穴总图、侧头肩项穴总图、侧胁肋穴总图、阴手、阳手穴总图各1幅，以及阴足、阳足穴总图各1幅，共计10幅经穴图。另绘制仰人全图，伏人全图各1幅，采用同色绘制十四经脉，只标有各经起始穴、终止穴、八脉交会穴。

古代明堂图演变至今，表现形式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体现腧穴定位的准确性，多描绘出骨骼、肌肉、神经等组织结构，名称上也不再称明堂图，而改称为“针灸穴位挂图”。1990年，第一套标准针灸经穴挂图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依据国家标准《经穴部位》绘制。今天，专家学者研制出多种穴位挂图，或单穴单图，或分经显示，或分部位显示。尤其是随着影像学的发展，系列挂图或分层显示穴位结构，或动态显示经络的循行。随着中医针灸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针灸图谱也发展出了多语种版本，或与医疗技术相结合，被进一步绘制成人体艾灸穴位图谱、人体刮痧穴位图谱等，以满足针灸研究、教育和临床治疗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