痼疾杂病无从下手？他的思路另辟蹊径！

肝之性，喜升而恶降，喜散而恶敛。所以，《素问·脏气法时论》中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肝气的升散与否，对其他脏腑是会有一定影响的。李东垣在解释《素问·六节藏象论》之“凡十一脏取决于胆”时说：“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胆气不升，则飧泄肠澼，不一而起矣。”

因“胆在肝之短叶间”，故肝属木，胆亦属木，并以胆为阳木，肝为阴木，所谓“胆气春升”，亦即“木气春升”，亦即“肝气春升”，故以“十一脏取决于胆”诠释为“十一脏取决于肝”亦无不可。也就是说，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都必借肝胆的气化以鼓舞之，才能维持正常生理，气机调畅而不病。

据临床所见，凡病之气结、血凝、痰饮、胕肿、鼓胀、痉厥、癫狂、积聚、痞满、眩晕、呕吐、哕呃、咳嗽、哮喘、血痹、虚损等，都和肝气不舒畅是分不开的，有的是因为肝气虚而力不能舒，有的是因为肝气郁而力不得舒。积之既久，则气停血滞，水邪泛溢，火势内灼，种种病变都由之而生了。

不仅如此，还见到劳倦太过致伤中气的，忧思不节致伤神志的，以及内伤饮食、外感寒湿以致脾肺受困的，都与肝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凡治暴病痼疾，往往都要考虑肝的问题，而兼用“和肝”的方法。所谓“和肝”，就是要伸其“郁”，开其“结”，或行气，或活血，或疏痰，兼升兼降，肝气既和，则三焦之气得理。

“和肝”的方法对于许多疾病的治疗都是适用的，如果专讲“平肝”，不管何病，惯用“苦凉”“清降”之方药，这样与其说是“平肝”，毋宁说是“伐肝”了。殊不知肝气的特性是愈郁愈逆，若将其疏泄之气横逆于内，其属实者便将暴而上冲，其属虚者亦将折而下陷，其发病均可现横悍逼迫之势，殆不可收拾。只有顺其性而舒之，才自然地相化于无有。所以，李东垣在重视脾胃的同时，十分注意疏运肝木。他常用的药品为防风、羌活、川芎、白芷等辛散之品，他认为如陈皮、厚朴一类的药都不宜滥用，以防泄气，这其中是有一定道理的。朱丹溪原本是以善用苦寒药知名的，但他却很注重开郁之法，常用之药总不外香附、川芎、白芷、半夏之类，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由此可知，前人所谓“平肝”之法，其主旨是用芳香鼓舞舒以平之，而不是概用白芍、枳壳一类的寒降之药。当然，对肝气盛者还是要泄的，只是不要一概用疏泄之法罢了。

在临床上，能善于用调肝方法的人，治疗其他杂病亦易于措手。《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疏气令调。”这话不仅对治肝病有指导意义，对治疗其他脏腑的病同样有指导意义。李东垣之讲“胃气”，刘河间之讲“玄府”，朱丹溪之讲“开郁”，叶天士之讲“通络”，都具有“舒肝”的学术思想在其中。

无锡的王泰林治肝病之经验颇多，在《西溪书屋夜话录》所辑存者，可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