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健康观》第五章：时代呼唤大健康医学模式（一）

“模式”（Model）常指对事物和现象之内在机制及其关系的直观和简洁描述，也是进一步挖掘发掘事物发展规律的重要思维工具。模式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在某个领域内，人们接受何种模式，就会有何种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某一发展阶段，它作为一种惯性思维形式，以合乎历史发展法则的、较为省力的方式指导人们思考与实践活动；而在另一些阶段，它也可能因思维惰性，而阻碍面对新出现的问题和现象进行新的思考，不利于人们找出新的解决办法。

医学模式是人们对医学思想和认识观的总体原则、范畴、本质和特点等的一种理论框架和概括，是人们从总体上认识健康和疾病以及相互转化的哲学观点，体现了健康观、疾病观、诊断观、治疗观等如何影响着某一时期整个医学及健康工作的思维及行为方式，从而使医学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习惯化了的风格和特征。

医学模式总随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而发展和变化，它对应于一定时期内医学研究的领域和范畴，故在不同发展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医学模式。在数千年的医学发展中，医学模式几经变迁，其每一次演进都代表着人类对健康与疾病问题更深刻的认识。

一、医学模式的历史变迁

人类以威胁人类健康的现象为认知对象，以理性力量发现其中的规律并应用于对疾病的应对当中，并从实践过程中获得反馈以修正先前的认知，再返回实践。在一定历史阶段，医学模式指导医学实践，并会随认知的发展和所面临的新健康需求逐渐转变。人类历史中，医学模式已经了几次转换，如神灵主义医学模式（Spirtualism Medical Model）、自然哲学医学模式（NaturePhilosophical Medical Model）、机械论医学模式（Mechanisticmedical model）、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Medical Model）。

远古时代，人们认为世间的一切是由超自然的神灵主宰，疾病乃是神灵的惩罚或者是妖魔鬼怪附身，故把患病称为“得”病，对待疾病则依赖巫术驱凶祛邪，而死亡是“归天”，是灵魂与躯体分离，被神灵召唤去了。这种把人类的健康与疾病，生与死都归之于无所不在的神灵，就是人类早期的健康与疾病观，即神灵主义医学模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对世界本质认识的不断提高，开始认识到世界并非神灵创造，人类疾病也非神灵所为，逐渐形成了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人类开始以自然哲学理论解释健康与疾病。西医先驱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Humours）认为：人体中的四种重要体液是血液、黑胆汁、黄胆汁、黏液，四种体液若保持平衡，人就健康，失衡人则生病。更为复杂和完整的中医医学模式亦属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范畴。

中医学以《黄帝内经》为标志，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以整体观念、审证求因、辨证论治思想为特色，以“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脏腑经络理论”“七情致病”等为核心的中医整体医学观，将健康和疾病与外界环境以及心理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和思考。

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这两个阶段均可划入经验医学时代，当时人们对疾病的治疗依凭经验法则，一些文化中的自然医学甚至形成了系统性的医学原则（如中医），但临床医师的训练以师徒传授为主，经验流派众多，经验传承亦较慢，总体上也易陷入神秘主义。

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物理学与化学快速进步，机械唯物主义成为当时代表社会进步的哲学思潮，在医学上也盛行以机械观解释一切生命活动的现象，如将人体视作由众多零件构架的复杂机器，心脏是水泵，血管是水管，四肢活动是杠杆，饮食是给机器补充燃料，大脑是这架“机器”的操纵盘等等。法国医生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在其编著《人是机器》一书中指出，人的疾病就是人体机器的某部分失灵，医学的作用则是修补完善这部机器。机械论医学模式就是指那种以机械论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与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的模式。

18世纪下叶之后，自然科学领域涌现出一系列重大发现。显微镜的发明，创立了细胞学说；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动摇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此后，工业发展带来城市人口暴增以及人群迁移（殖民）等现象，使得传染疾病成了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由此也推动了细菌学的发展。十九世纪中叶，细菌理论建立，人们开始建立起不同的疾病由不同细菌所引发之观念；与此同时，医学基础学科，如生理学、病理学、寄生虫学、药理学、免疫学等都在蓬勃发展。生物学的长足进步，促使人们开始运用生物医学的观点认识生命、健康与疾病。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抛开人的社会属性，而把人作为生物学的人体。这种认为人体疾病总可以在身体上找出相关的生物学病因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医学模式。

机械论医学模式和生物医学模式阶段又被称为实验医学时代，这个阶段的医学进入到以科学实验为检验医学真理的年代，通过系统化的科学验证与教育训练，医师的经验传承变得精确和一致化。然而对科学证据的过度迷信，对人之整体性的忽视，使得实验医学成为见局部不见整体的医学，也陷入了长期以来整体的医疗质量并无明显提高的困境。

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过去困扰人类的一些传染性疾病被很好的控制，而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精神病等其他类疾病开始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人们发现生物医学模式在面临新挑战时，显得有些束手无策。1977年，在快速发展的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医生恩格尔认到生物医学模式的诸多局限和不足，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一理论是医学领域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新定义（健康不仅是疾病或羸弱之消除，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二十年后，做出的迟到回应。它在肯定了生物医学价值的同时，也明确了心理、社会因素对身体之疾病转归有重要影响，为西方现代医学模式开启了新思维和新思路。

一定的医学模式总是与一定时代人类科学技术及哲学思想的整体水平相适应。从医学模式变化发展的趋势上看，它在迂回曲折中朝着科学、理性和综合方向发展。从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向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发展，是向科学方向发展。从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则是向整体医学模式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