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宗扁鹊确证为齐都临淄人

关于秦越人里籍与齐派医学问题，仍有待深入考证探讨。故撰本文以就正于方家，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史记·扁鹊传》:“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司马迁写这句话的依据是秦越人在“宫门下”让“中庶子”转报时所说：“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这里，后一句话，没有“郡”字。而传首的“郡”字，卢南乔谓:“一本无郡字。”并据日本·丹波无简《扁鹊仓公传汇考》卷上:“《太平御览》、《医说》并引，无郡字”，予以具体论述。张殿民考证，战国时期，只有齐国，始终没有设郡，邵冠勇考证，“郡”字的衍入，始自宋代。《太平御览》所引《史记》“多今本所无”。而其对《扁鹊传》的引文即作:“《史记》曰：扁鹊渤海郑人，姓秦名越人。”张杲《医说》撰于南宋淳熙十六(1189)年至嘉定十七(1224)年间,亦云:“扁鹊者，渤海郑人也，姓秦名越人。”但王钦若等在北宋真宗时撰《册府元龟》则作：“赵扁鹊勃海郡郑人，姓秦名越人。”这种事实说明，在宋代，《史记》尚有两种不同的传本。就《扁鹊传》而言，一种本子，一直作“勃海郑人”，而无“郡”字。另一种本子，则作“勃海郡郑人”。这样，从类书等引文来说，确实可证，在北宋之前，《扁鹊传》就是有一种传本，是没有“郡”字的。因此，“郡”字为衍文之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相同的记载，还见于韩婴《韩诗外传》和刘向《说苑》两书，亦皆作“扁鹊曰：入言郑医秦越人。”这里，《韩诗外传》、《史记》、《说苑》三者一致作“郑”，绝非偶然。这样，本着卢南乔以内证为主，不必外求，只求于《史记》本身的考证原则。秦越人既然自谓为“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那么，其里籍必在古齐国勃海之滨，家在“郑”地，而为“郑人”无疑。考韩婴为西汉初燕人，汉文帝时为博士，汉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曾为其立传；其孙韩商亦与司马迁同朝为博士。这样，韩婴是司马迁的前辈，《韩诗外传》亦早于《扁鹊传》。这种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司马迁《史记》则撰成于汉武帝后期，或汉昭帝之初期。刘向自汉宣帝起即为谏大夫、给事中、光禄大夫等官职。我的考证，《说苑》是刘向在汉成帝的河平年间，“谒者陈农求书于天下”后撰成的。闻一多考证，《韩诗外传》与《说苑》两书，都是典型的抄撮古书之书。故其所载秦越人事迹，必均出自于先秦古籍的记载,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上述三种西汉早期古籍，正如邵冠勇所考证，无一作“鄚”，而一致作“郑”。这样，尽管秦越人的里籍，绝不是刘宋裴骃《集解》所引徐广“郑”当为“鄚”的“鄚人”。可以肯定，其为勃海之滨，古齐国之人，亦为无可置疑。但上述西汉早期古籍，均作“郑人”，无一作“鄚人”，亦无一作“卢人”者。尤其,《说苑》、《战国策》两书，皆由刘向整理而传世，竟不作“卢”，亦作“郑”。这种事实说明，“郑”者自“郑”，“卢”者自“卢”，“郑”、“卢”实非一地，并无讹误，不应混同。

秦越人里籍为“卢人”之说，近人力倡此说者为卢南乔。但卢南乔当初只提出：“杨雄是《法言》作者，也是《方言》作者，雄辑《方言》，多接触各地来京师的计吏诸人，当得之于当地信传，宜若可据。”因此，卢南乔认定，实以《法言·重黎》篇所出：“‘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为最早最可靠。”我以为，杨雄《法言》不及司马迁《史记》确切可信，因而撰文与卢南乔商榷。卢南乔始以《战国策·秦策二》高诱注：“扁鹊，卢人也，字越人。”《汉书·高帝纪》下韦昭注：“扁鹊，泰山卢人也，名越人。”进行深一层次的探讨，提出东汉高诱和三国韦昭两家注释，亦注说秦越人的里籍为“卢人”，远比六朝徐广的秦越人里籍为“鄚人”之说，更为可信。据此，我曾以卢南乔此说似有一定道理，遂以许慎《淮南子·齐俗注》:“扁鹊，卢人，姓秦名越人”充实秦越人的里籍为“卢人”之说。籍以表示放弃原来所持徐广的秦越人里籍为“鄚人”之说。这样，以《法言·重黎》篇和许慎《淮南子·齐俗注》、高诱《战国策·秦策二注》、韦昭《汉书·高帝纪下注》等三家注为依据,固然足以驳倒，自战国到六朝，六、七百年之后，徐广的秦越人里籍为“鄚人”之说。但深入反思：三家注的许慎、高诱皆为东汉人，韦昭为三国人。杨雄虽被班固《汉书·杨雄传》誉为“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的著名学者，但实际上，杨雄毕竟是西汉末人，三家注的注者，则更晚于杨雄。因此，杨雄《法言·重黎》篇和许慎、高诱、韦昭等三家注的秦越人里籍为“卢人”之说，则根本不可能动摇韩婴《韩诗外传》、司马迁《扁鹊传》、刘向《说苑·辨物》篇等三家西汉初古籍中的秦越人里籍为“郑人”之说。

对上述讨论之焦点，经过认真思考，本文确认，秦越人里籍为“卢人”之说，本身确实存在以下三个致命缺点，以致其说不能自圆。其一，此说只能说明秦越人为“卢人”，而不能更确切地考证，秦越人具体是古代“卢国”、“卢县”之何地人，依然模糊不清，不能落实。其二，据杨雄《法言·重黎》篇：“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只能说明秦越人一人为“卢人”，不能再深入阐发，还有哪些古代医家为“卢人”，籍以阐明“而医多卢”之故，使其言之成理，令人确信无疑。其三，古代“卢国”、“卢县”，位于今济南市长清县西南，在古齐长城西端北侧的齐、鲁边境上，与勃海相距甚远。这样，若说秦越人的里籍为“勃海卢人”，殊属牵强。至于韦昭《汉书·高帝纪》下注：“扁鹊，泰山卢人也。”《山东通志》:“卢县故城，本春秋齐邑，汉置县，属泰山郡。”所说甚明，在汉代，卢县在泰山郡，不在勃海、北海郡，与司马迁《扁鹊传》秦越人为“勃海郑人”之说，明显不符。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长清卢城，县西南二十五里，春秋齐邑，战国时谓之博阳，汉置卢县，地属泰山郡。”这里，更为明确，战国时代称“卢”为“博阳”，不称其为“卢国”、“卢县”，故“卢”绝不是司马迁《扁鹊传》所说的“郑”地的地望。基于以上三点认识，本文认为，秦越人里籍为“卢人”之说,亦难成立。

对秦越人里籍为“郑”地的具体地望，张志远坚持，将“郑”放在“卢”的境内，从长清县寻觅。宋长贵则提出，郑不是郑国的郑，而是齐国的郑。对此，从历史文献记载来说，除上述讨论外，据《汉书·地理志》上:“郑”，汉侯国(汉景帝中元六年为山阳国)，山阳郡(汉武帝中元五年列为郡)所辖县23中虽有“郑县”，但这却是汉代齐国境外设置的名为“郑”的侯国或县。而在年代上与秦越人相去已远，在地望上，更远离勃海，不在“卢”的境内，与司马迁《扁鹊传》所说秦越人为“勃海”和“郑”的地望，更是不着边际。这样，单纯从历史文献上来探索秦越人里籍为“郑人”的具体地望，就走进了死胡同，而濒于绝境。因此，要探索和考证秦越人的里籍为“郑”地的具体地望，就必须另辟蹊径了。

战国时期郑字的不同版本

1982年2月，江苏省淮阴市盱眙县穆店乡南窑庄出土了一批颇为引人注目的窖藏文物。其中有一件带铜质网络外套的铜壶，出土后由黄盛璋、李家浩等定为燕器。铜壶共有铭文三处，其中圈足上刻有“精巧秀丽，刻化极浅”的29字铭文。由于“刻划浅，多锈蚀”等原因，辨识较难，出土当时，未能释读。后经周晓陆的长期努力释读，终于完全攻克。并获知铜壶与陈梦家所集录，现藏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博物馆”的“陈璋方壶”，为同铭器，故定名为“重金络罍·陈璋圆壶”。我认为，“重金络罍·陈璋圆壶”的出土，为解决秦越人里籍提供了不可辩驳的确证。因此，据以对秦越人里籍进行考证探讨。但我认为，周晓陆简称两壶铭为《南》、《宾》皆不确切，应予分别改称《圆》、《方》为宜。

《季木藏陶》中多次出现的“奠昜”

从周晓陆释读来看，《陈璋圆壶》、《陈璋方壶》等两铭“奠昜陈㝵”的“奠昜”与《季木藏陶》的“㝵齐奠昜”,陶玺的“奠昜陈　㝵三”等两种古陶文的“奠昜”，同为齐国地名，当毫无疑义。这样，秦越人与陈㝵同籍，同为“奠昜”人，亦为无可置疑。至于“奠昜”的具体地望，即使照孙敬明的考证，陶文和陶玺中的㝵字，虽同为人名，但“以为陶文之‘㝵’即陈㝵，与《陈骍(璋)壶》之同名者为一人。此说不确切。《陈骍(璋)壶》为齐宣王时伐燕所获，乃战国晚期器。此豆柄(指陶文“城昜㝵”器)之形制却在战国中期，名陈㝵者之立事地点，分别在平陵、华门、yi都等地，凡此均为执掌手工制陶业者，《陈骍(璋)壶》之陈㝵，则是主持兵戎事人，此豆柄之陈㝵则为陶工，由上可见，名㝵者，并非均姓陈，而称陈㝵者，亦非一人。”而周晓陆的训释：奠昜、平陵当指一地，与安平为同一处地方之说，不能成立。而两个陈㝵，亦确非一人。那么，照孙敬明的考证结果:“‘城阳邑’即今临淄城东四十里之‘臧台城’，‘蒦阳邑’即春秋之棘邑，汉代之画阳邑在今临淄城西十余里。”而“奠昜”的地望，亦必在临淄城周围，与临淄相距不远。亦与周晓陆所说，地在战国齐都临淄东北不远之说，仍不谋而合。

孙敬明考证论文节选截图

据此，司马迁《扁鹊传》上所说，秦越人里籍为“勃海郑人也”，或“齐·勃海秦越人，家在于郑”的具体地望，即被考证落实，两个《陈璋壶》铭和陶文、陶玺证明，司马迁笔下和秦越人自己所述的“郑”或“郑人”，即为确指战国齐都临淄附近的“鄭阳”而言的。这样，自徐广以来，聚讼1500余年之久，“郑”当为“鄚”之讹，秦越人为“鄚人”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而杨雄《法言·重黎》篇和许慎、高诱、韦昭等三家注以及卢南乔等的秦越人为“卢人”的说法，似亦可不攻而自破了。

秦越人既是战国时期齐国古都临淄附近的人，那么，司马迁把秦越人和淳于意两位古代医学家合撰为一篇《扁鹊仓公列传》，其内在联系，即被清楚地揭示出来。秦越人上承长桑君，相随“出入十余年”学习医疗技术，长桑君“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从此秦越人便拥有一种“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类似特异功能的高超诊断疾病的技艺和才能。而长桑君则为战国初期，五世纪中叶的人，按照我的旧作，秦越人向长桑君求学医术，约在20岁以上，约于公元前386年以后，设此时长桑君为60岁以上，则约生于公元前446年以前；设此时长桑君为70岁以上，则约生于公元前456年以前。设卒于公元前380年，则其卒年约为67岁或76岁左右。秦越人约生于公元前407年，约卒于公元前310年，享年为97岁。此说已被杨殿珣以《正录》录入《中国年谱总录》，而被公认。在其医治赵太子的“尸厥”证中，“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又“使弟子子豹，为五分之三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据《说苑·辨物》篇等，秦越人在诊治赵太子“尸厥”证中，还有“子容梼药，子明吹耳，子仪反神，子越扶形，子游按摩”等一批各有医疗技术专长的弟子，共同参加抢救治疗。秦越人的这些弟子皆为生活于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人。其随秦越人学习医疗技术，约在公元前350年前后，约为20岁左右，设存活60岁上下，当至公元前290年前后，设存活70岁上下，当至公元前280年前后。这样，以秦越人为核心，上承长桑君，下传子阳、子豹等7人，组成一个拥有近10人之多的医疗群体，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一直下延到公元前三世纪初叶，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从齐国临淄到赵国邯郸，从周国雒阳直至秦国咸阳的广大地域，从事医疗活动，而形成为齐派医学。

继秦越人之后的是淳于意，淳于意是公乘阳庆和公孙光的继承人。公乘阳庆是临淄元里人，公孙光为菑川唐里人。淳于意先师事于公孙光，后师事于公乘阳庆。倪发冲考证，公乘阳庆约生于公元前257至公元前249年之间，约卒于公元前177至公元前176年之间。而公孙光的生卒年，亦大致近似。淳于意生于秦始皇三十二年，约卒于汉武帝建元元年，享年76岁。从淳于意全部的25例诊籍来看，淳于意约于刘将闾为齐王之后，或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即公元前164至公元前154年分别教授宋邑等7人为弟子。宋邑为临淄人，高期、王禹为济北国人，冯信为淄川国人，唐安为临淄召里人，杜信为高永侯家丞和齐国宦者平等7人，皆为临淄或临淄附近人，皆齐国人为弟子。这时淳于意年龄约在60岁以上，宋邑等为20多岁，亦必将存活到公元一世纪初期。这样，就以淳于意为核心，上有公孙光、公乘阳庆等“数师”，下有宋邑、高期、王禹等10余人之多的医疗群体，皆为齐国人，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一世纪初叶的长达两个半世纪中，继秦越人之后，继续在齐国发展齐派医学。为了便于了解，兹列一年表，籍以便览其概貌。由于秦越人事迹的考证，推论较多，而淳于意的事迹，大体皆可指实，故前者以虚线表示，后者则实线表示之。(见文后图表)

长桑君教授秦越人医疗技术时，仅授以称为《禁方书》的古代医籍，而不可知其具体内容。公乘阳庆和公孙光教授淳于意医疗技术时，先后授以《黄帝脉书》、《扁鹊脉书》、《上经》、《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和《方化阴阳》、《传语法》等，共有14种之多，号称为“古先道遗传”下来的先秦战国时代的古代医籍，传授与淳于意。而淳于意授与高期、王禹、冯信等的古代医籍，除为公乘阳庆授与淳于意者外，还有《经脉》上、《经脉》下、《奇络结》、《论俞所居》、《气当上下出入邪正逆顺》、《案法》、《论药法》、《定五味》、《和齐汤法》、《四时阴阳重》等10余种，共有古代医籍24种之多，在以淳于意为代表的齐派医家中流传。这些古代医籍蕴藏着极为广泛而丰富的科学资料，对于探讨中国古代医学形成的历史和《黄帝内经》、《难经》等著名医学典籍撰述的文献来源，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司马迁把秦越人和淳于意等20多位古代医学家合撰为一篇《扁鹊仓公列传》，并高度评价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便指明了自战国到秦汉时期，先后长达五个世纪之久，在中国历史上以秦越人、淳于意为核心的齐派医学家，经过长期地相继承传与不懈努力，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取得了重大成就。其成就之巨大与功勋之卓著，完全可以与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斯和古罗马医学家盖伦相媲美。在中国医学史和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医学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科学地位，而构成了齐文化和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乃至全人类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卓著功勋，而其光辉业绩，则将永远彪炳于全人类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