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如果说歌礼、华领、信达、君实在港交所的成功IPO开启了未盈利生物医药企业全新的融资渠道，而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在两会期间透露将建立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的消息，或将为创新药企业的商业化回报提供更广阔的路径。这一举措的落地，有望结束过去“医保目录多年无调整，创新药难进医保目录”的历史，无疑是从市场角度为创新药企加大研发力度给予了更大的激励。

医药魔方在《中国药企的新道路》一文中曾指出，中国迅速变化的监管环境正在为医药研发企业和CRO/CDMO等服务提供商创造了全新的赛道。CRO企业已经变身CRO+，不断做加法的背后，旨在建立更加广阔的生态圈。

创建开放平台，承载医药梦想。近日召开的药明康德健康产业论坛将投资与创新的声音传递到了全球2000多家企业，几千余名参会者的耳廓。药明康德集团的董事长李革博士在开幕式上也重申了目标，“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难治的病。”世界不是孤立的，这本是药企、CRO及整个行业甚至所有人共同的愿景——病有所医，医而有药能治。

出征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药明康德集团近几年来的发展速度确实惊人。官方资料称，该集团拥有30+全球分支机构，23000余名员工，其中科研人员有18000多人，资深海归多达600名，与全球3000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药明康德2018年的财报尚未公布，根据药明康德公布的业绩预告，该公司预计2018年创造了100多亿的营业收入。

透视这家企业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不由得让人思索这家企业是如何发展壮大的。有参会者感叹，上世纪末鲜有投资者认为CRO产业会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无论是融资环境还是创业环境，皆是今非昔比。然而正如奥博资本亚洲合伙人王健博士所说，卑微是成长的最佳起点，从谷底出发，虽然默默无闻且充满艰难，但无论怎么走都是在向上。（见：专访 | 奥博亚洲王健：只有疯子才会创业）

 

在会场中，通过观察参会者的神情，都不难揣测其在企业的地位与角色。言谈间云淡风轻的，要么是久经沙场的老将，经历了多次的起起落落，面对当前的大环境已经毫无波澜；要么是尚未经历巨大变革的新兵，他们间的交流攀谈旨在发现是否有更好的机会合作，或者是挖掘更适合发展自己的职业路径。 

在这次的会议上，记者看到了许多创业者的身影。他们多数神情严肃，或忧心忡忡不能以期望的估值融到更多资金，或翘首以盼台上知名的投资人可以多看几眼他们的商业计划书。即便是个别媒体眼中的“独角兽”企业，也在为临床试验推进的不顺利而一筹莫展；还有一些优柔寡断的创业者，显然还未适应“商场如战场，昔日的同事伙伴如今将变成竞争对手”的残酷现实。

药明康德健康产业论坛开幕的同一天，传奇人物褚时健辞世。褚老过世在企业家圈里的引起的轰动堪比当年乔布斯的离去。有人说，只有疯子才会创业。乔布斯是这样的疯子，刚刚过世的褚时健老人亦是这样。医药圈亦有很多这样的“疯子”，昔日的他们为了理想，意气风发地回国创业，如今换来了满头白发。

手中有粮，心就不慌。会场好比一座桥，这头是内心无比焦灼的创业者、企业家，另一头则是谈笑风生，花式求社交的PE、VC们。在会场上，交换名片最积极的非各个投资机构的投资经理们莫属。印有XX机构投资经理，合伙人，董事……头衔的名片，真让人眼花缭乱。

在台下“谈笑有鸿儒”的社交场景衬托下，今年在台上的大咖们似乎与以往有所不同，面对主持人抛来的问题，鲜有往常般夸夸其谈地“唱赞歌”，“抬桥子”，许多嘉宾都要三思后再给予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显然是更加谨言慎行了。

在通和毓承陈连勇看来，做投资，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抗风险能力。对于投资人而言，等到数据出来后已经是太晚了；而基于已有资料，信息做出的分析判断，各家投资机构的差距很小甚至是微乎其微，能拉开几个月的差距已是非常厉害。因此对投资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得有承担风险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内心要无比强大”。 

这好比将军出征，虽是怀着必胜的信念，但也不得不做好战死沙场的准备。作为医药投资者，时刻要有为项目失败做好准备；作为医药创业者，时刻要做好临床试验失败的准备。褚时健老人的经历，再次说明“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百折不挠、愈老弥坚的拼搏精神和意志品质终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

合作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药明康德港交所IPO招股书披露，截止2018年9月30日中国客户的研发项目主要聚焦在肿瘤学与免疫肿瘤学、传染病、肝病、呼吸疾病、代谢性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疼痛以及自身免疫疾病领域，其中发现项目34个，临床前54个，Ⅰ期临床30个，Ⅱ期临床1个。

药明康德联席首席执行官胡正国坦言，作为平台型企业，其中优势就是可以看到更多的创新趋势，比如CAR-T疗法的继续火热，中国已经批准了十几个临床批件。同时，从一些成熟项目中不难发现，依靠个人一己之力的创新时代已经逝去，创新不仅需要企业间合作，更是需要全球的同力合作。在医药行业，全球合作时代已经到来。

没有谁否认全球合作的重要性。百济神州创始人欧雷强更是用亲身案例力挺这样的观点，百济之所以愿意邀请吴晓滨博士加盟，就是高度认可他曾在跨国药企带领团队，在全球化组织中运筹帷幄的能力。高瓴资本合伙人易诺青表示，没有任何行业像生物医药行业这样，研发成本如此高，产业链条如此长，显然只有将所有先进的技术合理利用，加速迭代，加速合作，才能降低成本。

从投资人角度，这是一个令人异常兴奋的时代。过去几年，出现了很多有望提升新药研发效率的技术，比如基因测序、基因编辑、影像学等等。陈连勇坚信，研发无国界，世上仍有好的团队与科学家在研发领先于其他地方的技术。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中国新药审评审批速度明显加快。2018年NMPA一共批准了9个重大专项新药，占重大专项实施十年来的四分之一；2019年将是中国生物医药的丰收年。”他特别提到了阿斯利康与珐博进合作开发的全球首创药物罗沙司他率先在中国获批上市，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他看来，中国的监管机构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头。恰逢当日，FDA局长辞职的消息不胫而走，甚至引发了一些业内人士对FDA局长来中国发展的畅想。

从正在召开的两会传递来的讯息，大家也已经清醒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国际合作才造成了如今的繁荣。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要融入全球的医药创新体系，开放是坚定不移的信念。

在这次论坛上，中美双报的话题一如既往地火热。从FDA、CDE下海的几位官员反复阐述了中国加入ICH的意义，这不仅象征着监管制度上的融合，意味着审批标准、临床试验的管理、临床数据的分析逐渐与国际接轨；更是将中国药企推向了国际合作的大舞台上，让中国企业意识到不能停留在原有基础上，必须在质量上进一步提升，才有可能与国际性的大药企平等地合作。

作为跨国药企代表，阿斯利康与国内企业绿叶制药、康哲、国投创新等展开的合作成为了业界BD学习的范本。阿斯利康王磊在会上的一番话或许也能给业界更多启示。王磊说，眼下的阿斯利康，不仅做进口创新，也要做本土创新，同时还放眼至印度，以色列等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创新，瞄准发病前的市场，在国内提前孵化布局好的项目（创新）。通俗地讲，就是阿斯利康的发展不给自己划圈设限。这好比是将有限的游戏变为无限的游戏，不断给自己做增量，而不是在存量市场斗得“你死我活”。

这种做法，与高瓴资本的投资理念似乎如出一辙。易诺青透露，高瓴资本常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比如“怎么让数据产生更大的价值？ 如何将先进技术和线下场景相结合？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来实现医疗的互联互通？”他用高瓴资本全资投资的某医疗集团举例，介绍高瓴是如何建立患者数据和患者家族数据的新型生态体系。他还透露，高瓴资本的下一步计划是，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在医学转化领域进一步整合这些数据。

在易诺青看来，“从患者角度考虑问题，参与患者的院前院后管理”不仅有助于药品研究开发，也有利于药品的上市后管理。而这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都离不开跨界合作。

总的而言，会议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技术壁垒在逐渐被打开，资金壁垒更是越来越小，数据信息越来越丰富，对投资者，企业管理者的风控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大家对风险的认识普遍加深。优质的项目（企业）一定能熬过寒冬，穿越牛熊。

突围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该论坛还邀请了两个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大咖，一位是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人何大一教授，另一位是刚刚获得2019年生命科学突破奖的陈志坚教授。何大一强调了在艾滋病的新药开发和科学探索上，进行产研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志坚形象地阐明了DNA如何从细胞内部触发免疫应答，如何将免疫系统 “刹车”和“油门”机制发挥到极致，用于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炎症之外的广阔天地。

政策、科学和资本市场一起推动着中国医药及生物技术企业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市场倒逼产业出现颠覆技术，倒逼企业通过创新降低成本。以PD-1为例，有的企业产能很高，产能高的企业甚至是产能低的数倍甚至十倍，而后的市场竞争不言而喻。即便政府将该产品纳入了医保报销目录，坦白地讲，企业做好“降价”的准备了吗？能否以更低的成本惠及更多的患者？

当然在这次会上，笔者还听闻了一些新锐企业团队扩张迅猛的趣事。除了前文提到的药明康德集团从4位创始人发展到了2万多人的庞大经济体，百济神州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也从700多人成长到拥有2300多人的企业；基石药业袁斌坦言自己是公司的11号员工，如今这家仅运营不到3年的企业，已壮大到拥有170多名员工的组织。

欧雷强提到百济神州不仅要服务中国，更希望能够惠及全球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为实现市场上的突破，百济的策略是广开临床试验。据悉百济开了50多项临床试验，其中重包括20多项注册性临床试验，10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而基石则从医保角度考量，通过抢占肺癌，肝癌，胃癌等大瘤种适应症，来应对从临床到销售的挑战，提前为两年后的商业化打基础。

保守地估计，到2029年，中国将进入创新的第二方阵。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不仅仅是监管制度的改革，还包括资本市场的创新，比如港交所，科创板的融资绿色通道的设立。

让行业普遍担忧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愈来愈高的药物研发费用，按照德勤的最新数据，一个药物的平均研发费用已经高达22亿美元（见：德勤2018最新数据：上市一个新药需22亿美元，新药研发投资回报率创历史新低）。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创新的大背景下，药品的使用权仍然掌握在少数医生KOL手上，传统的处方习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好似“医不懂药，药不懂医”。

在一些投资人看来，相比于其他行业，医药行业的研发效率并不高，在临床试验领域仍然有许多改进空间，大数据、人工智能并没有想象中服务好研究与患者。许多参会者认为，不断飙高的研发费用趋势不应该持续，行业应该进一步利用真实世界数据，取代药物大临床试验，节省研发成本。

总之，医药行业，能做的还很多，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