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年华付“围产” 岁月留她播仁心——记中国围产之母严仁英的百年沉浮

编者按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中，许多的事情己被如沙的时光掩埋，回首时，它似乎了无痕迹。然则，当我们认真聆听记忆的声音时，总有一串串名字在天宇间回响.....他们有过无数辉煌的创造和惊人的贡献。严仁英，这位开创我国围产医学事业的大家，定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

严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生于1913年11月26日，天津人。南开中学1932年毕业1940获得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现年102岁。1948年至194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我国著名的妇产科、妇女保健专家、北京医科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名誉主任，北大医院名誉院长。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妇产科临床、妇女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外阴白斑、药物终止早期妊娠和农村围产保健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创建中华围产医学会和围产杂志。合编有《病理产科学》、《妇产科学理论与实践》等，主编有《实用优生学》、《妇女卫生保健学》等。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中，许多的事情己被如沙的时光掩埋，回首时，它似乎了无痕迹。然则，当我们认真聆听记忆的声音时，总有一串串名字在天宇间回响.....他们有过无数辉煌的创造和惊人的贡献。严仁英，这个享誉围产界的风流人物，定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

名门闺秀 快乐成长

——稚子峥嵘现，素心清如莲

1913年11月26日，严仁英出生在天津严家，由于是这个大家族的仁字辈，并且当时父亲身在英国而得名。但她自幼丧父，一直得其祖父严修谆谆教导。严修，我国近代教育先驱，曾被《大公报》誉为“旧世纪一代完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周恩来的伯乐与恩师。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的先行者，还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他在自己家的大宅子里开办严氏女学，并从自己的儿孙和亲朋的女眷抓起，当然生性开朗的严仁英就在这里学习着治国修学、为人处事和强身健体等各方面的启蒙教育。她在这里学会了顺从、宽容、乐观、知足和勤俭，并为她日后寻求真理的艰难跋涉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聪明好学的严仁英自幼便受到祖父的偏爱，在祖父的精心培养下考入中西女中这个教会学校，在这里的两年中，她接受的课程基础知识相对薄弱，这在他的祖父看来无异是“玩”了两年，便将严仁英转学至南开女中。在南开读书的五年里，虽是她求知若渴的年龄，但她从未读死书，而是在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中便将知识牢固掌握。学习之余还被选入校篮球队、排球队，同时还和同学自编自演过名叫《反正》的话剧。南开培养了她乐群活泼、与人合作、乐于助人的精神，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情怀，在以后的日子里，支持她完成了许许多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立志从医 道路曲折

　　——欲劝春光住，但走行医路

临毕业时，严仁英想：家里没人学医，如果我是医生，就能给家里人看病了。这就是一个小姑娘的一个小小想法。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这样一个“小想法”，却在严仁英的心田种下了一颗博爱的种子，与生俱来的磅礴胸怀就是滋润这颗种子发芽、生长的甘露，直到枝繁叶茂......

南开的师长们都对这位聪明好学的小姑娘倍加关心，并不希望她去协和，觉得协和的知识太西化，在中国用不上。当时正值“九一八”，母亲看着外面的兵荒马乱，并不希望她走太远。在母亲的极力劝说下，严仁英怀揣从医“济世、救人”之志，带着南开“敬业、乐群”之心，迈入清华园，成为生物系1932年最受欢迎的学生。在清华园的三年，对于严仁英来说就是“六年”，因为她选择了“双肩挑”。所有生物系的老师们都知道严仁英有着求医梦，允许她选修协和医预科的必修课程。她常常揣着一个小本子从清华跑到协和，抄下医预科的新课表回家选课。严仁英没有被“双份”学业压垮，也没有当书呆子。各科学习出类拔萃的她还参加着合唱团和话剧社。这个热爱集体的阳光女孩依然像在南开中学念书一样轻松愉快!

　愿望实现 走上医路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天道酬勤，上天总是会眷顾真正努力之人。1935年，22岁的严仁英以优异成绩如愿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并获得奖学金。这个活泼开朗的外校女孩令“科班出身”的学生们都瞠目结舌。严仁英并没有骄傲，还成为了中国妇产医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教授的得意门生。她总是有一空就去产房跟自己的老师去学习，她觉得林教授像一个魔法师一样，有时产妇疼痛的叫喊、呻吟，可只要林教授一到产妇身边，一摸产妇肚子，跟她说说现在进展到什么情况了，一边聊天一边检查，本来喧闹的产房立刻就安静了，她很为自己的老师感到自豪，又充满了崇敬，让她对以后的从医之路更加坚定。从一个不谙世世的懵懂女孩到一个有着立志悬壶济世的医预科大学生，她始终真正敞开心灵分享、交流，哼着愉快的韵律，走在这条充满梦想的大路上。她的存在，本身就诠释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生活是个爱开玩笑的孩子，总是不时出来捣乱。然，智者无虑，乐者无忧，仁者无敌。经过协和的五年学习，严仁英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她立志从医的愿望实现了，留在了协和妇产科做住院医师。如果没有时局的变化，或许她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但在一年半后，一切都变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被日军强占关闭了，一大批协和医生被迫自谋生路。参加工作还不到半年的严仁英被介绍到我国妇幼先驱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附属产院(今北京东四妇幼保健院)工作和学习。在第一助产医院的日子虽不长，但她深深受到杨崇瑞治病救国思想的熏陶，并有个从未接触过的名词渐渐走进了严仁英的视野里——预防保健。

日本投降的第二年，严仁英恩师林巧稚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同时兼任中和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前身)妇产科主任。重新开业的北大医院由于教授们大多为兼职，所以都把自己原来在协和的学生招来担任病房的住院总医师，林巧稚自然想到了勤勉笃实的严仁英。来此后，虽有名师指点，但她依然不敢松懈。对于工作，她夜以继日，精益求精;对于学习，她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她的聪明好学让恩师林巧稚很是欣慰!在1948年，便把这位爱徒送往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学一年。到哥大医学部报到后，严仁英惊奇地发现科里的女同事大多从事文秘和实验员的工作，病房的医生中只有两位女性，都是年轻未婚的。一位己婚女医生则专门出门诊，再也没有当教授、做主任的可能。她万没想到，一向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也竟如此歧视妇女。1949年，新中国成立，她不顾美方的阻挠与威胁，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字之心，毅然乘船回国。

1949年11月21日，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大八胡同的224家妓院。“我们去给妓女们查体，你去不去?”“当然!”这是严仁英回国的第一项工作，她虽出身名门、接受高等教育，但她对所有的被诊者都一视同仁。在妓女教养院四个月的医疗工作中，她不仅用真诚热情感动着教养院的学员们，也让大家深深地记住了这位神韵儒雅、气质脱俗的美丽女医生。

50年代初，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恢复了工作。1952年妇产科学术会议上，阔别四年的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林巧稚和分会秘书严仁英正式相聚了。在恩师的带领下，严仁英参加了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并参与《中华妇产科杂志》的相关工作，标志着新中国妇产医学的成长与发展，当然这与师徒二人付出的辛勤汗水是分不开的。

　身处逆境 坦然宽容

　　——格超梅之上，品在竹之间

阑风伏雨，社会动荡。文革对于严仁英来说，即是一场空前劫难，也是一个盛大的磨练。由于丈夫王光超的特殊身份使严仁英的一切工作和社会活动不得不被迫终止。一夜之间，严仁英的头上便扣上了一顶莫须有的大帽。于是，年逾半百的一心为祖国医疗事业做贡献的“严主任”被贬为清洁卫生员“老严”。职位的改变，称呼的改变，并没有使一个拥有信仰的人心态发生改变。在这段日子里，不少病人还特地跑到厕所请出这位“圣雄”。一次，一名产妇分娩时由于胎儿个头较大，接产医生告知家属说需要“剖”，家里人觉得好好的一个人非要挨一刀，便和医生争执起来。接产医生实在没有办法，便想起了严仁英，四处找她。此时的严仁英正刷厕所呢，听明情况，赶忙脱下工作服，把手洗干净后出现在病人面前。她用一双大手横竖一比划，此时的她“精细如发丝，决断如将军”， “可以不开刀，上个产钳就行了。”接产医生便照做，结果母女平安。此种例事常有发生，这也为严仁英赢得了不少优良的口碑。很多人对于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医生感到不值，但她的脸上总是用微笑和坦然面对着一切。物转星移，当历史走到1979年，德高望重的严仁英全票当选为北大医院院长，她对所有当年曾造过她反的人既往不咎，令所有人敬佩。

围产保健 日渐成长

　　——德馨心必正，质雅品自高

70年代末在美访问期间，严仁英亲自接触到国外日渐兴盛的围产医学，并受到了启发。她想到：做临床医学，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救治一个人，而预防保健则可以造福一群人。于是她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做是创建北大医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如今，这位百岁老人回忆起当初的决定仍感欣慰。优生保健组在严仁英的努力下，顺利成立，在北京城区和郊区开展一系列的围产保健研究工作。但当开展了以降低死亡率为主要目标的围产保健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时，严仁英感到推广到全国需要更大的平台，需要建立更大的中心。1982年，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在全国妇联的领导与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儿童发展中心”，下设四个分中心，其中北大医院妇产保健组作为“母婴保健分中心”。随后于1988年卫生部批准建立“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中心”(现为“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198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批准为“世界卫生组织母婴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严仁英将中心的宗旨定为：通过多领域、多角度、多部门的合作研究，促进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她亲自组织了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培训班。其中内容之一就是将顺义进行的为期三年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即围产儿的死亡率由27‰下降到17.6‰，介绍给全国同行。严仁英撰写并主编了《实用优生学》、《妇女卫生保健学》、《妇产科理论与实践》等专著。

20世纪80年代，严仁英给自己定了三个目标：一是建起妇儿大楼。二是成立全国围产医学会。三是创办促进全国围产医学发展的专业杂志。严仁英向着她的目标步步前进。朝种暮获，1987年，严仁英争取到经费，建成妇儿大楼的心愿得以实现。1988年4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欧洲国际围产医学学术交流会上，由于产科和新生儿科专家的共同努力和大力支持，在严仁英的领导下，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终于正式宣布成立。1997年12月得到各级领导的批准，《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于次年5月问世，严仁英任总编辑。2000年，《中华围产医学杂志》被审定为核心期刊。严仁英用自己的一双大手推开了一扇门——我国围产医学的大门。她为孕产妇保健呕心沥血，为围产儿健康牵肠挂肚，为我国妇幼保健工作做出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她一手创办的妇儿保健中心于198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WHO母婴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每4年确认一次延续至今。如今中心走出了一条预防与临床、个体与群体、宏观与微观研究、教学、培训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严仁英迈出诊室的一小步，却撑起了我国妇幼保健事业的一片天!

伉俪情深 美满家庭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在这围产的大路上，有鲜花当然也有荆棘，有欢笑当然也会有汗水。事业上步步登顶的同时，严仁英也成功地经营着自己的家庭。严仁英和王光超结缘于医院急诊室，在学医、行医的路上携手共进，先后走过了喜结连理、报效祖国、风雨同舟相伴六十载岁月，共同谱写了钻石般的爱情：抗战期间私人诊所为根据地送药，逆境之下乐观豁达心心相印，暮年相伴回首大医人生，被誉为“杏林双彦”，夫妻携手走至耄耋之年。在媳妇的回忆中，公公视力不好，婆婆总是帮公公夹菜，择鱼刺;两人走路时，总是相互搀扶;出门时，公公总是把门打开，让婆婆先走出去。笔者听着严仁英儿媳的回忆，眼前浮现出两位携手老人，相互依偎的动人画面！

严仁英教授经历了历史的巨变，经历了心性的磨砺，在医疗教育事业中走过了无数个春秋。她从时光铺就的奋斗之路上走来，走出了一条充满阳光的大医精诚之道。从她身上可以捕捉到医者的风范，还有那一如既往的乐观。她以淡薄远离俗世，用热忱激励后生，为我们的医学事业倾尽所有。相信擎着严仁英教授的人格火炬，我国围产保健事业的继业者会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