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药”价格成不能承受之重 谁来托底？

　近日，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将“慢粒性细胞白血病”患者吃不起高价进口药，只能铤而走险代购印度仿制药的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句“谁家还没有病人”更是戳中观众痛点，催人泪下。

 

　　与此同时，一系列问题也被再次抛了出来：明明是救命药，为什么就成了“索命药”？为什么中国不可以能像印度一样生产低价仿制药？有药吃不起的悲哀，谁敢保证遇不到，当生命不能承受之疾来临，谁来为我们托底？

 

　　 “救命药”价格高在哪里

 

　　一切要从“原研药”说起。原研药，是指原创性的新药，需要对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层层筛选和严格的临床试验才得以获准上市。

 

　　 “原创性的新药问世非常艰难，从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美元的投入，最终能成功问世的不足10%，目前只有大型跨国制药企业才有能力研制。”一位前进口药企员工告诉笔者。

 

　　正因为艰难，上市的原研药会有一个专利保护期，一般是20年，期间不允许对该药进行仿制，以此保证原研药生产企业及时回收当初投入的成本，并获取一定的利润，从而有动力持续投入其他原研药的研发生产。

 

　　我国为什么不能像印度一样强仿？

 

　　 “强仿”，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允许在特殊情况对专利所有权进行限制。业内专家庄一强曾表示，强仿针对的药必须具有疾病的外部性，即此病会影响传播给别人，比如SARS。其次，针对的是极度贫困的国家。

 

　　印度是贫穷国家，为保护本国患者充分享有仿制药，印度会从国家层面与国外药企大公司交涉强仿。而且印度此前并不承认药品专利，直到2005年加入WTO，才开始恢复药品专利保护。

 

　　中国的尴尬之处在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承认知识产权保护，而且强仿在中国行不通。但同时，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不如发达国家那么完善。

 

　　今年5月1日起，包括抗癌药在内的28项进口药实现零关税，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都实现了零关税。

 

　　同时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而此前中国对于进口药的增值税普遍在17%左右。相比于占比3%-6%的关税，增值税的大幅下调对于药品价格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政府出面谈判杀价进医保

 

　　从药企看，不论是专利期还是非专利期药，并非没有降价的空间。

 

　　一方面，中国是人口大国，癌症发病率接近世界水平，但死亡率高于世界水平，对癌症药有着极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一旦过了专利期，高价进口药就会出现断崖式降价。

 

　　以一个超级大国的医保采购为后盾，以国家的名义出面谈判，杀价势在必行。

 

　　201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6个部委（局）建立了药品价格谈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组织专家全面梳理国内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状况，结合我国重大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的用药需求，遴选确定首批谈判药品，成立谈判小组，制定谈判流程和策略，同步建立和完善谈判和监督工作机制。

 

　　据悉，首批谈判的慢性乙肝一线治疗药物替诺福韦酯、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药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价格均被腰斩，甚至更多。

 

　　《我不是药神》的上映，也起到了一定的倒逼作用，一批知名国际药企开始主动降价。就在电影上映当天的7月5日，北京市发布通知，辉瑞和西安杨森等公司已能通过北京市药品阳光采购自主降价功能，主动申请降低了部分药品供货价格。

 

　　公益+药企，帮扶困难群体

 

　　事实上，一些药企往往都会在新药上市的时候，联合一些公益组织开展援助项目。

 

　　当年格列卫上市时，诺华对非低保患者施行3+9的“共助计划”——患者自费承担前3个月药费，后9个月免费领取药品。进入医保之前，“格列卫”每月药费大幅降低至约6000元，在纳入医保之后，相关援助项目也未中断。

 

　　不止是癌症，针对其他一些难治的重症，跨国药企也会针对低保患者开展特别的帮扶计划。今年初，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发起，知名药企吉利德科学支持的“上下求索，治愈丙肝”——丙肝患者援助项目正式启动。据悉，该项目由吉利德科学无偿提供其研制的药品索华迪，初保基金会负责运作实施。整个项目捐赠总额预计超过两亿元。援助范围将覆盖全国 51 个城市的 224 家医院，首批 4000 多名丙肝患者将有望获得药物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药企，已经有越来愈多的医疗相关主体陆续参与到患者帮扶项目。例如吉利德进入中国市场后，选择了医生平台医联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在“上下求索，治愈丙肝”中，药企、公益组织和互联网医疗企业合力，为经济困难尤其是边远地区的丙肝患者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同时降低他们的支付压力。

 

　　提高药品研发能力是根本

 

　　在电影热映的同时，舆论也在不断拷问我国制药产业的研发能力，如同中美贸易战中反映的“芯片之困”，没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最终都无法改变被动局面。

 

　　无论是创新药，还是仿制药，提高研发能力是根本手段，而政策是第一推动力。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由国务院、卫计委、食药监、人社部、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参与发布的医药政策文件共计400余份，远超往年。文件内容涉及临床试验管理、新药审评审批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为促进创新药物研发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满足公众临床用药需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2018年6月22日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红表示，在鼓励药品创新的同时，也要激励药品仿制。

 

　　另外，医疗大数据将在临床诊断、远程监控、药品研发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2017年，为了落实党中央“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及“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的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47号文件要求，国家成立了三支医疗大数据国家队，分别由中国移动、中科院、中国电子牵头。其中，中电的动作最快，当年12月即与医联达成战略合作，为医药研发领域的数据分析、医疗数据在单病种领域的应用服务以及以区域为单位的HMO项目助力。医疗大数据同样可以在商业保险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新险种的开发，理赔核保等，解决患者多元化的支付手段。

 

　　电影有落幕，而中国深化医疗改革之路还在进行。尽管任重道远，但在政府、商保企业、公益组织、医药企业、互联网医疗企业等各类主体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电影中“有药吃不起”的悲凉将不再出现，一切如电影里的那句台词“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

 

　　生死边缘，有人为我们托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