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房托管大势已去，处方外流进程加快

药房托管千亿市场泡汤了。

2018年11月26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公立医院不得承包、出租药房，不得向营利性企业托管药房。这也是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禁止药房托管。

以北京市响应为开端，这一政策将很快在全国落地。而作为处方外流的重要出口之一，药房托管的千亿市场也随之消亡。

药房托管，顾名思义，就是指托管方与医疗机构通过契约形式，接管医院药品采购、配送及日常管理。其实质是医院药品采购由分散变为集中委托一家。

在这个过程中，医院可以从托管方处获得一定的费用，同时也将药房成本转嫁给了托管方。而企业则通过获得托管经营权，一举拿下医院所有的托管药房药品的配送权，进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因此，这一合作模式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吸引力。

2013年起，药房托管持续升温，据《经济参考报》2016年报道，全国范围内，约有半数以上的二级及以下医院已实施或计划实施药房托管。

但，由于没有斩断医院与托管方之间的利益链条，药房托管有明显的“先天不足”，不但有垄断之嫌，而且也难以真正达到解决药价虚高的目的，甚至被有业内人士称为“披着羊皮的狼”，以医药分开之名，行变相以药养医之实。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就曾经表示，医院药房托管模式的出现并没有削减贿赂，而是滋生了新的贿赂空间，不利于药品供应和药品质量的保障，应该叫停。

事实上，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其中的问题。早在国家卫健委发文之前，多个省市也已发文禁止或限制药房托管。

在这样大趋势下，很多原本积极布局药房托管的药企，也逐渐叫停此项目。

2018年6月20日，山东步长制药发布公告称，以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投资九州通医药集团湖北医药有限公司，且拟将原议案中的医疗机构药房托管业务模式(包括药品、耗材、中药等集中配送等)调整为专业药房业务模式(包括院内专业社会药房、DTP 药房、院边药房、院边门诊等)。

而在此之前，国药控股已透露，因“不赚钱，而且还存在政策风险”，放弃了药房托管业务。

至此，药房托管已由“兵家必争之地”，变成了“烫手的山芋”。随着国家层面对药房托管的“禁令”逐步落地，这种合作模式也将成为历史。

虽然药房托管被叫停，但，处方外流市场未来仍可期。

可以看到，在两部委发布的《关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还特别提到“互联网+药学服务”，其中包括：

加强电子处方在互联网流转过程中关键环节监管，处方审核、调配、核对人员必须采取电子签名或信息系统留痕的方式，确保处方可追溯，实行线上线下统一监管。

电子处方也恰恰是处方外流的关键。在目前已发文落实处方外流的省、市的相关部署中，电子处方已成为“热词”。

数据显示，我国的处方药市场接近万亿元，而其中约70%仍在公立医院，业界分析，随着处方外流政策落地，到2020年，处方药的院外市场可达4000亿元。但长期以来，由于医疗机构积极性不高、处方真实性难以保证等原因，此项工作进展缓慢。

而近年来，随着医药分开全面实施、医保控费趋严，特别是4+7带量采购落地，处方外流的前景似乎更加明朗。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7年5月以来，已有至少17省市发文鼓励医疗机构剥离门诊药房。

同时，线上处方平台已经成为互联网巨头布局的热门领域。在流通领域，上药、国药、百洋等也在积极准备承接处方流转。跨国药企，如阿斯利康、默沙东、赛诺菲等，也越来也看中零售市场。

虽然，在旧有利益格局尚未理顺前，公立医疗机构对于处方外流的积极性仍然有限，但，结合国办《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的发布，以及4+7带量采购对行业的颠覆，分析人士认为，处方外流利好真的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