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CEO于1979年来中国创业，她的毕业致辞耐人寻味

首先，请允许我今天向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项目和医学物理学项目毕业的同学们，以及你们的家长和老师们表示祝贺。同时，感谢学校给我这份荣誉，让我有机会在此致辞。

在座的所有毕业生都曾以成年人的身份做出过一项我希望是你们自愿做出的决定：你们决定继续深造，并作好准备，从而帮助你们的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应对目前存在的最复杂的问题——让我们的社会变得健康，并保持健康。

世界是否健康取决于你们。这是一份巨大的责任，也是一个绝佳的机遇。

你们选择的事业充满挑战又极其关键。不论是全球健康项目的学生还是医学物理学项目的学生，你们都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以不同的视角解决这些挑战。

医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美国的新任总统通过最近的观察，才明智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些你们早就知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决定来到这所享有声望的大学，让自己做好准备面对这一最复杂的机遇。

上世纪70年代，我在美国读商学院的时候，医疗健康行业及其从业人员被分为“国内”和“国际”两部分。而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医疗是一项全球任务。

健康是一个关系全球福祉的问题。

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使个人和社会陷入贫困，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威胁国家生存。如果解决得当，则将带来幸福、稳定和经济发展。

我们面对的挑战没有界限。就在近些年，埃博拉席卷了整个非洲，SARS把疾病从一块大陆带到另一块大陆，而眼下，蚊子正把寨卡病毒从拉丁美洲的贫民区扩散到佛罗里达的高尔夫球场。疾病的传播没有界限。

由生活习惯导致的疾病也没有界限，例如中风、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传播原因包括商业快餐店在全球越来越受欢迎，烟草依然不受约束，以及全球都在遭受空气、水和土地污染的侵害。

这也是为什么像昆山杜克大学这样的项目至关重要，并且大有裨益，它们使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年轻人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一起，相互借鉴过去的经验教训，使用共同的语言，并共同做好准备，一起解决未来面临的问题。

作为该项目的毕业生，你们在这儿获得了三个重要的工具，并且你们在职业生涯中应当继续使用这些工具。

因此，应当做到面向全球，终身学习，伦理为先。

我尝试着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应用这三条原则。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将这三个概念用作工具，另外再与大家分享两条引领我发展轨迹的指导原则。其一是敢于往大处设想，其二是牢记初衷和信念。

我1979年来到中国的时候，刚刚获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当时我们的教育还拥有比例适宜的伦理教育基础，尽管我们接受的教育仍属于“国内/国际”的框架，而不是全球框架，但幸运的是，至少我们有四分之一的同事来自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与来自世界各地同学交流彼此的视角和经验，分享案例分析和拟定解决方案，有助于我们成为在解决问题方面最具创造力的集体。

不论是在我的事业上，还是在我们公司的发展上，我都坚信团队多样性的益处。大家可能知道，我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全国医疗器械分销公司，并且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最大的具有国际标准的医院和诊所医疗系统：和睦家医疗。

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团队多样性是我们最强大的差别化优势之一。我们的员工来自西方、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他们不同的视角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我们这家年轻的公司结合了西方的网络、经验和技术与当地的熟悉度、网络和知识。我们还发现，不同的教育背景，例如临床医学、生物医学、社会科学、管理学，以及性别和年龄的多样化会带来巨大益处。

现在，和睦家的经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最佳临床医疗，包括健康管理和复杂疾病管理，都需要一个互助的多学科团队。当然，我们为患者提供了这样的多学科团队。和睦家系统中的癌症患者，可能会接受一组临床医生的会诊，其中包括外科医生、临床肿瘤科医生、放射肿瘤科医生、心理医生、药剂师和护士；也许她他没有意识到，他享受的综合服务还来自放射物理学家、生物医学工程师、护理协调人员、社工、接待员、保险协调人员和我们系统中的其他行政人员；还会获益于医药公司、设备公司、临床研究组织、保险公司、监管机构和政府决策机构。如果各位在昆山杜克已经意识到多样化团队的宝贵之处，我鼓励大家珍惜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里继续寻求，我保证，这样的团队会使大家更有效率，也更有幸福感。

在昆山杜克，你们不仅学到了知识，也学到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手段。不断更新知识是一项重要能力。我们对医学的认识、对疾病的认识和对经济学的认识不仅在不断变化，而且在不断进步，不是线性进步，而是指数级进步。我们工作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也在迅速变化。

仅仅在20年以前，医疗专业的研究生不会接触到人类基因测序；仅仅在10年以前，医疗专业的研究生不会知晓个性化药物的可能性；仅仅在5年以前，人们还想象不到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可穿戴产品（技术）应用于医疗的可能性。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各位毕业5年、10年、20年之后，我们还要学会多少挽救生命的新技术和新概念！

和睦家感到自豪的一点是我们帮助员工终身学习。我们支持并鼓励所有的临床和管理团队利用外部的继续教育机会，我们拥有利用视频会议技术的早查房，全国的医院和诊所都可以分享当前感兴趣的病例，我们还有利用视频会议技术的午餐时间自由演讲，由外部和内部的专家讲授医学、政策和管理方面的最近进展。

如果我们个人停止学习和获取新知识，我们的价值和效用就会迅速降低。如果公司、医院和政府机关等组织停止学习，该组织的价值和生命力也会快速降低。因此，要争做一名终身学习者，并且确保各位日后所属的任何团队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团队”。

打造最佳的医疗系统，不论是私营的还是公立的，都需要长期且持久的努力。走捷径必然会造成道德风险。挑战性很大的困难，解决办法不易寻找而且成本高昂，既得利益者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始终诱惑着医疗系统抄近路、服务特殊利益群体、甚至做出视个人利益高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我们决不能走上这条道路。作为医疗生态系统的参与者，我们承诺并致力于始终选择最佳的可持续解决办法，因为如果受到错误动机的驱使而做出错误的选择，不仅有可能给患者造成麻烦，还可能带来威胁生命的巨大影响——不仅影响地方区域，鉴于医疗卫生问题的全球性，甚至还会影响全球。

我们以医疗作为事业的初衷是纯粹的。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到他人的健康与福祉，由于我们的知识常常不够完备，我们的视角也往往存在局限，所以我们肩负着一项巨大的责任，在做出每一项决定时，应当首先查看我们的“伦理罗盘”，即使犯错，也是为了维护伦理的可持续性而犯错。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79年，那一年我来到了中国。当时中国的医院缺乏各种现代化的医疗硬件。我大胆地设想，我可以从西方引进适用的现代医疗技术，为它们提供帮助。当我们公司首次在北京为500名产科医生展示B型超声仪时，这个梦想成真了。当胎儿的动态影像出现在屏幕上时，我看到他们的眼里噙满惊喜的泪水。我能看出当他们通过这个工具看到了他们之前只能通过双手想象的画面，兴奋和喜悦溢于言表。

10年之后，全国医疗器械分销公司成立，比我能设想的还要大、还要成功，中国大城市的一些医院似乎也配备了西方顶级医院的硬件。不过，我还发现，北京和上海的外籍人士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他们的医疗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中国患者仍然对他们选择有限的医疗服务感到不满。

我再一次想到，我们的公司可以发挥所长，将医疗保健管理、行政管理、服务、以患者为本的理念、支付和保健模式的新思路引入中国。对于之前那些因为缺乏医疗选择而离开中国的外籍人士，我们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此外，或许我们还可以提出新的保健模式，供政府在考虑医疗改革时参考。

1992年，我们第一次向政府提出了这个想法。这些想法起初遭到了质疑（和讽刺），因为谁也无法相信，一家美国的私营企业怎么可能有兴趣在中国经营医疗健康行业。最终，我们找到了一种办法，用适当的方式与政府进行了沟通。我们设想，要是能为外籍群体提供在运作方式上和环境上令其感到熟悉的具有国际水准的医疗保健服务，将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可实际上，许多投资者在投资新市场以前，首先要花时间为员工调查当地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质量。

到1994年，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成功地说服了政府允许我们在北京开设一家小型的国际医院，为外籍群体提供服务。在朝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完成了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而到1997年，在取得了180多个公章后，北京和睦家医院终于落成。我们从未想过，几年之后，不仅外籍人士将和睦家作为医疗保健的首选，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患者也选择放弃他们的医保福福利，自费获取更佳、更便利的医疗保健服务。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引入了许多创新性保健办法，包括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家践行以家庭为中心的分娩理念的医院，第一家为每名患者配备全科医师的医院，以实现医患长期合作，促进健康。我们是最早建立门诊癌症治疗中心的医院之一。我们还是第一家运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种现代技术的私立医院，并在和睦家医疗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设施内建立通用电子病历系统、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以及24小时电话客服服务中心。

比我们设想的还要宏大的是，和睦家被邀请扩大其医疗保健生态系统覆盖范围，以覆盖北京的其他地区、上海、天津、青岛、广州以及日后的更多城市。我们还被邀请管理其他投资者在中国二线城市以及蒙古国乌兰巴托投资修建的设施。因此，我们的使命得以进一步扩大，变成做亚洲领先的医疗保健机构-亚洲标准的制定者。

这也许听上去像是一幅宏图愿景，但是，我的分享不是为了吹嘘，而是为了分享一种人生信条，那就是，不要畏惧往大处设想。我和我的同事们不一定完全看清楚我们的想法所具备的最终潜力，但是我们相信，这些想法没有问题，于是我们敢于往大处设想，尽管我们从小处入手，并逐步取得进展。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9年，那时，中国自1949年解放以来在公共健康领域取得的进步非常值得引以为傲。从1950年到1980年，平均寿命从39岁提高到65岁（平均每十年提高9岁）。但是，在70、80年代，由于投资从农村转向城市，公社资助的草根赤脚医生也随着公社的消亡而遭到淘汰，越来越多的患者涌入了城市的主要教学医院，致使医院人满为患。

考虑到市场地位变得日益重要，政府鼓励公立医院用自己的收入来为运营供资，因此，他们继续拿出部分资金，用来资助最大的几家教学医院，这些医院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大到难以管理，不过，规模扩大的结果是它们的传统口碑以及先进的设备成为了所有患者的首选，无论病人患的是普通感冒还是癌症。相比而言，规模较小、补贴不多的公立医院变得门可罗雀，不过，所有公立医院，无论大小，都依靠其药品销售收入来为运营供资。

尽管政府在硬件上做了大量投资，但平均寿命的基本指标显示，80年代和90年代没取得什么进展，在这两个年代，人均寿命每十年增加2岁，而从2000年至今，仅增加了1岁。

随着其他领域的生活质量迅速提高，医疗保健领域似乎相对滞后。工业快速发展、污染增加、食品安全挑战以及当时的SARS疫情等干扰因素把国民健康问题带入了思想意识的前沿。

值得称道的是，2003年SARS危机引起了政府对先前策略的反思。作为一个不断学习的组织，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以重塑其医疗保健改革议程。所收到的建议和提议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世界银行、麦肯锡公司、世界卫生组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对此，中国政府花了很长时间来消化，不过，最终将最好的建议编入了一系列五年规划，也就是十一五规划（2005年）、十二五规划（2010年）和十三五规划（2015年）这几个五年规划。

正是有了这些规划，中国政府加大了投资，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并进一步澄清了政府和市场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央政府去年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这份文件源于一种认识，认为为实现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有必要在今后15年采取一种更综合的办法，因为中国有可能要承受来自污染，工业化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暴增的疾病负担。

更振奋人心的是，这份文件不仅仅承诺在硬件上加大投资。首先，它考虑到将健康政策赋予所有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当中，把健康放在了战略位置，作为优先发展事项。其次，通过强调政府有责任促进社会和个人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改善生态环境，它承认实现健康社会的责任不仅仅落在医疗工作者身上。它还首肯，个人有责任为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负责。

这份文件认为，政府需要制定鼓励改革和创新的政策，并证实，私人投资和市场力量有助于加快改革和创新的步伐。

此前的五年规划更注重通过医院的医疗干预措施解决疾病问题，相比之下，“健康中国2030”平衡了预防需求与治疗需求，承认了西方疗法和中医疗法的不同作用，力推有助于公平合理地获取基本服务的分级诊疗的办法。

自2000年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这促使美国政府大幅增加了其在健康领域的国际发展援助，从2000年的53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00亿美元，并且自2007年以来保持相对平稳，不过，这不包括为埃博拉应急援助额外提供的37亿美元。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尽管美国政府承诺继续为应对艾滋病和疟疾提供资助，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拟议预算的大幅削减几乎可以证实，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进一步削减美国在其他重要的全球健康问题上的参与。

这与中国在全球问题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形成了对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通过这些倡议营造了一种联通邻国及其他各国的风尚，这将有助于创造更多机会，以便在各地区学习和分享“健康中国2030”的经验和计划，这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架构，从而在制定健康发展计划时更多地以全球视角进行思考。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机会，特别是你们，你们都将用到在这里掌握的工具，从而继续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保持终身学习、争当全球领袖、敢于往大处设想、做到伦理为先。因此，你们有机会去影响，去挽救个体生命，并提高你们所在的城市、国家乃至世界的生活质量。

在此，我再次向你们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为你们今后可能做出的贡献表示敬佩。